恶魔的饱食-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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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部队的”表面招牌“是”防疫给水“。代表它的是江口中佐指挥下的第三部，主要是制造滤水器，负责防疫给水。但是在这个假面具的掩盖下，隐藏着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背后是另一副面孔。731部队的上层领导上强调”表面的招牌“，许多人都说在”医学、防疫领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但是，731部队的本质在于研究和实施细菌战，因此，把活人视为”马鲁太“而当作实验材料使用。731部队在医学方面的贡献，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副产品“。731部队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进行活体实验，他们发表了许多亲自研究后的论文。应该说，731部队背后的面孔，才是它的真实面孔，这才是它的本质。
　　石井谈及防疫、给水问题时，”谈话自由“，而谈及细菌战时则”躲躲闪闪“，”尽可能缩小细菌战的一面“。美国方面敏锐地看清楚了这一点。以731部队的活体实验为基础的医学论文，发表在《日本病理学会志》等许多专业学会的刊物上。尤其是吉村班班长在日本生理学会讲演时发表了该班冻伤研究成果，其内容刊登在该学会刊物上，引起了争论。
　　这份报告接着详细地记述石井四郎的经历，但是它同本书第一集有许多重复，所以在此予以省略。归纳在第三项”开发动机“内。
　　二、《原文缺——译者）
　　三、日军细菌战研究开发的动机
　　在审讯中，石井说，日军任何旨在开始和实施细菌战用研究开发计划的正式指令，都是不存在的。石井断言，日军对细菌战表示关注的责任，全在他本人，主要是在他的影响下，为了对敌方细菌战攻击进行适当的防卫准备，才进行了攻击方面的调查研究。他解释说，防疫给水部的任务是预防和抑制传染病以及供应纯正的好水，所以开发针对细菌战攻击的防御手段，是他的部队逻辑上的任务。
　　据石井说，导致日军对细菌战能力进行调查研究有如下事件：在中日冲突中发生过许多水井投毒、污染（饮水）事件，苏军在细菌战领域内活动的传闻，满洲警察有关逮捕携带瓶装斑疹伤寒菌、霍乱菌和炭疽菌的苏联间谍的报告，在修建北安至黑河铁路时，2000头马因患炭疽病而死亡（这是针对日本陆军牵引马匹运输的谋略性破坏），以及在外国文献中出现的关于细菌战的论文等等。
　　石井相信，中国战区内水井污染是在苏联影响下的中国游击队的犯罪。在上海战区，由于发生霍乱病使6000名日本士兵死亡以后，他的部队人员对1000多眼水井进行了检查，发现其中三眼水井受到霍乱菌的严重污染。调查是由有经验的细菌学学者进行的，实际上，在现场还回收了细菌容器。因此，石井相信，这是人为的，并非是自然排入水井而造成的污染。
　　日本占领南京地区后，发现水井被霍乱菌污染事件。发现用中文写着”好水“的水井受到了污染，而写着”坏水“的水井却能饮用。
　　关于细菌战的外国文献，石井列举出了德国的论文和美国陆军里昂·A·福克斯少校写的有关”细菌战“的论文。石井认为，这些论文充满幻想，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关于对苏联在细菌战领域的活动和意图产生的不安，石井说，针对这种威胁以及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满洲作战区开展的许多细菌战破坏活动，有必要开发防御手段。这是日本认真对待细菌战活动的主要理由。他反复强调把细菌武器作为攻击性的武器来开发，并非日本的目的，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这种战争方法。
　　关于研究细菌战的动机，石井反复强调其动机在于针对苏联细菌战的防御。其意图是石井表明一贯反苏的姿态，来改善盟军总司令部对他的印象。为了防御而开发兵器的这种借口，巳是陈词滥调。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为保卫祖国而创设，在维护和平的名义下而养兵，旨在自卫的军备转而进行侵略的事例，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如果为了防御而研制武器的话，那么，可以不在侵略地区，而只在日本国内进行就可以了。
　　目前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增强核军备的竞赛，也是打着维护”各自世界“的和平旗号。石井四郎的抵赖与通过核军备均衡以维持和平的想法，虽经历了30多年，但仍是那一套的翻版。
　　四、谈到”防疫给水部的机构与配置“石井说，日本陆军最早的防疫机构，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设立的野战防疫部。日中战争爆发后，其担负的范围，从苏满边境扩大到海南岛。当时日本陆军没有统一的净水给水方式，因此，把”预防来自给水系统的疾病“作为主要目的，编成了防疫给水部。
　　防疫给水部由海外作战战区和日本本土的非机动部队和机动部队组成。到1938年7月为止，在海外作战战区建立了5个非机动防疫给水部设施，其分布情况如下：
　　a。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b。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
　　c。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
　　d。华南防疫给水部（广东）
　　e。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
　　这些非机动防疫给水部设施，分别配属给各方面军司令，置于关东军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之下。
　　机动防疫部，由海外战区的野战防疫给水部、师属防疫给水部以及日本本土师属防疫给水部和军管区防疫给水部组成。和防疫给水部的固定设施一样，机动部队也分别配属给各部队组织，置于该部队长的直接指挥之下。到1938年7月为止，编成18个师属防疫给水部，
　　分别在各师辖区内活动。随着日军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增设了机动部队。防疫给水部的部队从军医部分离出来，是独立的部队。军医部仅仅是分别对军司令就医疗问题发挥咨询作用。
　　关于上述各项中的c，由于南方派遣军是1941年11月6日才建立的，因此，令人觉得石井的记忆有错误。e项所列机构是后来建立的。
　　五、防疫给水部的任务
　　防疫给水部各部队，被赋予下述任务和责任：
　　a。非机动防疫给水部——预防传染病和研究给水；生产与供应细菌制品；生产、修理与供应防疫给水器材及设备；实施与指导防疫给水措施；开展防疫给水教育；进行物理、化学考试；负责安排传染病患者的入院与治疗。
　　b。野战防疫给水部——防疫巡逻与侦测水源；实施与指导防疫措施；进行水质检查与侦测毒物；消毒与健康诊断；供应净化水；修理卫生滤水器；开展防疫与供应净化水的有关研究。
　　c。师属防疫给水部——它是师属的部队，和野战部队虽负责有同样的任务，但不包括研究与教育。
　　在无法控制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时，在野战部队与师属部队的分担区域内发生异常疾病或事件时，由固定防疫给水机构派遣人员和设备协助处理事态。
　　六、关于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从1936年建立时起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由石井将军指挥，其任务是执行日军研究细菌战的开发计划。除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期间北野政次将军取代石井任部队长外，这支部队的细菌战活动，一直由石井直接指挥。显然，石井只对日军统帅部负责，关于防疫和净化给水方面的问题，他从属于关东军司令，而细菌战活动的实施，石井显然是自由的。石井说，细菌战问题是极高的机密，因此未能提出正式的报告。
　　在回答他被解除部队长职务的原因时，石井说，这是为了要取得晋升陆军野战勤务所需要的中将资格。据他的看法，这是由于要任命他为第一军的军医总监而不希望他继续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总而言之，这项研究的主要开发项目，于1942年底业已结束。由于石井的影响，至少在北野政次将军领导下，研究工作有某种程度的继续。
　　关于解除石井部队长职务的理由，在第一集中已作了详述。主要是由于陆军参谋总部特别监察的结果，察觉他在63号大礼堂的建设费上有违反财务规定的问题。
　　关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其他防疫给水部及部队的关系，石井在供述中强调，他不是整个日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不了解其他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活动情况。
　　石井说，在细菌战活动方面，陆军省没有给他下达过任何正式指令，也没有拨下具体的预算，而是把防疫和给水方面的研究预算挪用于细菌战研究。石井估计，挪用于细菌战研究的资金，只占预算总额的1％～2％。（作者注：据另一信息来源称，防疫研究预算每年约为600万日元）。但是，石井的估计，和他后来说的约20％的预算用于细菌战是不一致的。
　　石井在受审中竭力想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细菌战研究规模极小，只不过是作为防疫给水研究的一部分来进行而已。他反复强调的是，进行细菌战攻击面的调查研究，唯一的目的在于了解细菌战的潜在能力，查明从防疫给水的角度必须采取怎样的防御措施。
　　关于这一问题，受审的全体人员做出的一致回答是，天皇不知道日军的细菌战活动。石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细菌战是非人道的，主张采取这种战争方法，是会玷污天皇的德行与慈悲的。”他还说，“如果天皇知道有这种活动，会加以禁止的。”’
　　尽管石井说，细菌战研究仅是关东军给水部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在“没有正式指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从其研究规模和进展来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细菌战的研究开发，是大规模、全面地实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认可，得到最高军事当局支持的。
　　在这一问题上，石井竭力给人以“细菌战研究的规模极小，是作为防疫给水的一个部分实施而巳”的印象，但是，美国方面巳看透了这一点，认为“研究开发是大规模、全面地实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认可，并得到最高军事当局支持的”。
　　石井供称，其目的是了解细菌战的潜在能力，以便弄清防御措施，但是又说“细菌战是非人道的，如果天皇知道石井部队活动的话，会加以禁止的”，暴露出他的供述也是自相矛盾的。报告接着记述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机构、人员和任务，这些内容完全重复，予以省略。
　　七、涉及了平房的设施
　　在平房设施建成之前，开展初期研究时，曾经利用过哈尔滨的小研究所。平房设施建成以后，哈尔滨研究所主要用于制造和修理净水设备。石井将军开发的硅藻土管型滤水器，已作为日军制式野战装备而得到采用。哈尔滨研究所烧制硅藻土过滤器的设备，也用于制造“宇治型”细菌炸弹的陶瓷弹壳。
　　石井说，细菌战的调查研究，并非由平房的固定的组织来进行的，而是根据特定的计划或实验的需要，从各部抽调人员临时配属在一起。计划或特定阶段完成以后，人员立即解散，返回各自的原部门。
　　关于制造陶制弹壳的地区，据《佐贺新闻》最近的调查，佐贺县藤津郡盐田町是制造地区之一。1983年1月14日该报报道称：
　　发现弹体的地方，是该町中街道政府职员贞包贞利（57岁）的家里。从明治初期到1950年为止，贞包家持续三代经营制陶所。贞利的父亲贞次（1969年82岁逝世）说曾经接受军部的委托烧制过陶瓷弹壳。根据父亲的叮嘱，贞利在家中只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