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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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五四”新文学起源于蔡元培长校后的北京大学。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流出了胡适的新诗，流出了鲁迅的白话小说，流出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理论文章。新文学最初的一批作者，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新文学最初的那些作品，大都发表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和《新潮》两种刊物。继北京大学之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成为新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可以说，在左翼文学兴起前的十来年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国现代大学为依托的。二十年代末期，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兴起，新文学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为中心、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学，仍然是以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为根据地，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则开始与大学相分离。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有所谓“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分，而这时期“京派文学”的作者，基本是北方一些大学的师生。抗战爆发，新文学从外在的格局到内在的精神都发生巨变。全面抗战开始后，文学进一步与大学分离，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
中国新文学起源于大学。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虽然并非一成不变，虽然在总体上新文学逐渐与大学相脱离，但毕竟在各个时期新文学与大学之间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1949年后，新文学进入了所谓“当代”，与大学的关系也基本断绝。一方面是大学的教师或学生，另一方面又是活跃于文坛的文学创作者，这样一种身份合一、一身二任的现象，进入“当代”后基本绝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大学之间又开始发生关系，一批本在大学之外从事文学创作、身份本是“作家”的人，成了大学的教授或兼职教授，成了大学里的“硕导”或“博导”，甚至被聘为大学的文学院长。贾平凹、王蒙、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人如今就或在一家或多家大学当“兼职教授”、“带”研究生，或干脆双脚踏进大学成了专职的教授、“硕导”、“博导”。表面看来，这是在恢复新文学的一种传统。但实际上，今天的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前仅仅只有表面的相似，骨子里不可同日而语。
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要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就要弄明白在1949年以前文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11日，即以学校名义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13日，教育部复函北京大学，批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按照与蔡元培的约定，《新青年》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在1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上，已经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出版，这是《新青年》进入北大后出版的第一期。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的号角于是吹响。陈独秀在答应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同时，向蔡元培推荐了尚在美国的胡适。1917年7月，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回国，9月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时，胡适后来收入《尝试集》中的一些新诗也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在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周作人也于1917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191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鲁迅虽迟至1920年8月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但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几年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这期间，被蔡元培聘入北大的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也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如果把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比作一座山，那《新青年》就是这山上的一孔清泉，从这里流出了新的文学思想、新的诗歌、新的小说、新的散文；从这里出发，新文学流成了一条大河。香港学人陈万雄在其专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说道：“陈独秀之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作者，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倡导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1＇
论及新文学初期的情形，还不能不说到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月刊。1918年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在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刊物《新潮》。《新潮》与《新青年》相辅而行、相得益彰，为新文学的站稳脚跟和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然辞世，罗家伦在1950年12月31日出版的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以示哀悼，其中说：“一九一八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地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
论及这一时期大学与文学的关系时，另一群大专院校的学生不能不提，他们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还有其时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参加了北大“新潮社”的郭绍虞。1917年夏，郑振铎来到北京，考入交通部所属的铁路交通学校。而同年暮春，瞿秋白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耿济之与瞿秋白同时考入俄文专修馆，入学后俩人成为同班同学。许地山和瞿世英，其时同是北京汇文大学的学生（1919年，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王统照则是北京大学学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恰好都住在东城根一带，又加上共同的兴趣和志趣，很快便聚集在一起。1919年11月，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合办的旬刊《新社会》出版。《新社会》主要发表批评社会的文章，但也发表新文学作品。在《新社会》第一号上，郑振铎发表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诗《我是少年》：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这首诗，表现的是典型的“五四”精神。叶圣陶晚年在为《郑振铎选集》作序时，写道：“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这道诗曾经有人给配上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2＇1920年5月，《新社会》办到第19号时，被北京警察当局查禁。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于8月间创办了《人道》月刊，但也出版了一期便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刊。
这时期，这群青年学生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回忆道：“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3＇瞿秋白、耿济之等直接从俄文阅读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等则找来英译俄罗斯文学作品阅读。读好的外文作品而产生翻译的冲动，是很自然的。郑振铎们也不例外：“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得烈耶夫的作品，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关于作家的介绍，就是由我从那本小书里抄译出来的。我当时写信给在日本的田汉同志，希望他能介绍些俄国文学史给我们。”＇4＇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是中国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俄罗斯文学之始。这期间，有几种他们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集出版。瞿秋白、耿济之等翻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由共学社出版，郑振铎、耿济之等多人翻译的《俄国戏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耿济之、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由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在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同时，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还有不少介绍、评析俄罗斯文学的文章。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一群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与评介，实际上在间接地从事着中国新文学的创造。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起程赴苏联。1921年1月4日，中国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当时公布的12位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这12人中，周作人、朱希祖是北大教授，他们同蒋百里、叶绍钧、沈雁冰、孙伏园等人显然是被拉来壮声势的，且叶绍钧、沈雁冰也并未来京参加成立大会。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许地山这几个学生无疑是“文学研究会”真正的筹划者。“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非心血来潮之举。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几年间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评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发起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的想法。“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时，瞿秋白已离开北京，所以无缘成为发起人，但应该认为瞿秋白是实际上的发起人之一。另一个应该强调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会”完全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要在中国创造新文学，至于如何创造新文学，是以俄罗斯文学为参照、为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