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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

重新发现社会-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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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唐朝的诗人脚步都走得特别开,视野很宽阔,什么也不在乎,因为没有生存之虞(盛唐时),“游”只能使他们心怀开阔。杜甫写了一首诗记录自己的万里之游,名为《壮游》。这时候游民倒是很少,当然也没有游民生存发展的环境,如果失去了土地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城市养不活他们。唐朝不像宋朝经济全面发展,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就有数十个,而盛唐的繁华主要集中在长安等几个城市。

熊培云:我注意到您提到的无论是先秦还是南北朝时期,当时都是天下分立。是不是可以认为贵族的产生有赖于社会开放,而在大一统的时代不会有真正的贵族社会?

王学泰:贵族社会是身份社会,贵族的身份注定他们生下来就是要管公共事务的,管“他人事”是伴随着他的身份而来的。而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则没有这种权力,自然就不会有这种习惯。梁启超说中国人没有公德,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哪能培养公德?身份社会不一定是开放社会,而且为了维持身份制度,统治者是倾向封闭的。游侠热衷于管“他人事”一方面是贵族传统习惯(汉代游侠多出于豪贵之家),另一方面也是受人类少年良知的驱使。

熊培云:李慎之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序言里提到中国的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是关王爷。大概是上世纪初,英国有位学者也讲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孔子、一个道家和一个土匪。如何看这种划分或者概括?

王学泰: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来自台湾李亦园院士,是芝如哥学派考察文化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它视纽约一类的城市文化为大传统,墨西哥印第安乡村怪力乱神文化为小传统。用这个来套中国的传统我觉得有点“不合”。在我看来,中国上下几千年城乡的传统是类似的,都属于主流文化。如果说有个与主流文化大相径庭的文化,应该是游民文化。但是中国的游民文化不是在乡村发展起来,而是在城里发展起来的。孔子、道家是指中国士人思想主流,也就是李泽厚说的“儒道互补”。“土匪”如果指游民文化,我以为如果以此分析宋代以后的士人思想,那是“虽不中,不远矣”。

熊培云:您知道,墨家在秦以后就渐渐没落了。《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是否是“落草的墨家”呢?

王学泰: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墨家曾经是显学,历史上有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时期。春秋时期君主、诸侯、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点”,所谓天下“无旷土,无游民”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游民的确很少。《左传》里有“大夫无境外之交”的说法,周朝建立的是一个垂直统治的专制政体,其对治下的“横向联合”必然是加以防范的。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孔子的《论语》开篇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说明那时候社会的横向联系发生、发展了。这种横向联系也是侠得以产生的条件。《史记》里的“战国四君子”如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盂尝君等都是善于横向交往的人。“侠”字最初意思就是一个大人夹两个“小人”,表示有人追随,“四君子”都是有大批人追随的贵族。这不同于金庸小说里独来独往的武侠(近代武侠小说,特别突出独行侠,作者不懂传统的“侠”却是热衷于成帮搭伙的)。墨子也可以说是侠,有许多人追随他。同匪不同的是,墨家还有自己坚定的信仰。

【从江湖到庙堂】

熊培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感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对于许多人来说,通常都意味着高高在上的权力。但江湖却不一样。中国人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意指“江湖险恶”,而“重出江湖”与“退隐江湖”里“江湖”的内涵更是完全对立。如何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一样的庙堂”与“不一样的江湖”?

王学泰:“江湖”作为一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这是江湖的第一种含义,即大自然中的江湖。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意指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第三个是游民的江湖,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谓“常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讲的就是水浒里的江湖。

论及庙堂,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基本上是五十年一小换,两百年一大换。改朝换代垂直流动最大的就是皇族与游民。前者生命不保,后者有可能做了功臣显贵甚至皇帝。比如朱元璋,有人说他是农民,其实他没有土地,以乞食为生,做了很多年游僧,真正的身份是游民。高高在上的帝王与沉沦底层的游民,表面上看相隔云泥,是尖锐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在心态、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往往是相通的,而士大夫属于夹心层,通常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

熊培云:所以困顿其中、左右为难的士大夫阶层通常是既有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又有道家闲云野鹤的出世精神。

王学泰:庙堂与江湖对立,一个主流,一个隐性。打天下和治天下通常都少不了儒家的一些精神。当然,儒家很多东西是好说不好做,更多只能是幻想。如果儒者统治一个以宗族为主体的小国家,几万人,可能还可以。儒家要解决的是熟人社会的问题,比如它强调的“知耻”,便是调整熟人关系的。但现代社会更需要调整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记得解放初每个家庭都要拟订“家庭爱国公约”,实际上家庭是不需要公约的,真正需要公约的是陌生人社会。

熊培云:这也从另一个倒面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度介入家庭,使家庭成员“陌生化”,互不信任。

王学泰:回过头说五伦。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调整的都是熟人关系。然而,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进入一个陌生社会了。陌生社会怎么能用熟人社会的办法统治呢?陌生社会遇到更多的是五伦以外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第六伦”,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调整这种关系最有效的还是法律。你知道文革的乱,当时中国人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连判决者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被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当时连《宪法》也已废止,所以准确说是“一部《婚姻法》治中国”。

熊培云:梁漱溟先生曾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称为“第六伦”。您曾谈到中国人“庙堂很远,江湖很近”的现象。中国不断开放,游民意义上的江湖也在不断开放、膨胀,此过程是否也在孕育危机?

王学泰:担心是有的。封闭时代农民逆来顺受,认为不公平生活是“应该的”。当传统社会解体,农民子弟走出家乡,眼界宽了,想法也会变化。你看为什么近代革命在湖南闹得那么厉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将一帮淳朴的乡野子弟带出去当兵打仗。后来曾国藩功成名就,为了避嫌就把军队解散了。这些有见识、对不公正敏感,而且强壮勇武、有功名、没收入的“复员兵”回到家乡,马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湖南帮会林立,山堂香水遍地,就与这帮人有关。

熊培云: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国人是否还有其他栖身之所,比如心灵?

王学泰:李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我想这点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中国这些年的进步首先就体现在告别了管仲所谓的“利出一孔”的时代。我写中国饮食文化史,说到夏、商两朝灭亡理由几乎都是一个样——君王贪恋女色,吃喝没有节制。当时所谓大吃大喝也只是“肉林酒池”,这有什么美好呢?但是在底层社会眼里,的确是没有比“多吃多占”更令人憎恨的了。应该说,这种憎恨与大家长期吃不饱有很大关系。现在人们对吃倾注了那么多的热情,是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质饥渴”有关的。文革中对知识人来说是精神饥渴时代,刚改革开放,人们也曾有过一哄而起的精神追求,但很快就平复了,而“吃”的追求仍是方兴未艾。我们这个民族的长期贫困,单独对心灵方面的追求是比较少的,对“心”也是忽略的,所以中国传统小说里对心理描写也很少。

熊培云:三国里倒是有,但更多只是心机与权谋。中国人的心灵,可能更多是通过诗词来表现的。

王学泰:《红楼梦》就不一样。整体来说,只有满足了温饱之后,人们才会注意精神上的追求。当然,独立的心灵空间在文人士大夫世界里是存在的。《易经》里就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说法,后来衍生出老庄学派,有了对功名利禄的拒绝。而“江湖”最早也是见于庄子,虽然指的是江河湖海,却有广大无边、自由自在的意味。庄子感慨涸辙之鲋,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若没有宽阔的江湖,就不可能“相忘于江湖”。

【大王专制与大哥专制】

熊培云:王蒙在《〈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一文中谈到: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的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请问庙堂与江湖对社会成员的控制有何异同?

王学泰:儒家较重视长远利益,庙堂自西汉以后重“外儒内法”,儒家思想多少对皇权还有约束。因此虽然皇权也专制,但想到子孙还是有些通融之处的;而江湖是大哥专制,他们处在隐形状态,面临的风险更大,其专制力度更大,也更容易极端。例如洪门成员常说“哥不大,弟不小”,实际上“大哥”是受会众崇拜的。臣民崇拜的皇帝只是个符号(很遥远),而后者却是很具体。比如李逵对宋公明的崇拜要比百姓对天子的崇拜就更狂热更具体。在大哥专制里,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的统治兼而有之。

熊培云:这样说来,这里的庙堂与江湖,便可以分别称为“大王专制”和“大哥专制”了。不过,“大王专制”到了极致,可能比大哥专制也并不差。比如,历史上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杀害,中国皇帝的反应是臣民离开本土死了活该。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姜子牙时期,据说当时有庶民想到小岛上自耕自足,姜子牙认为不配合当时的周王就把他给杀了。现在我们讲国家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但上面的这种国家伦理却意味着国民想“退出国家”,或像古罗马平民一样用脚投票(另一种意义上的“金盆洗手”)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代,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钳制民权,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一个帝国的衰弱。

王学泰:过去把国看成帝王之家,不让民众出去。另外,中国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对于不接受国家教化的人们(离开故土被视为脱离教化)是敌视的,是看做“可诛”的。这都不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前不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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