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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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后，虽然《大公报》没有改为《进步日报》，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而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此外，1952年1月8日胡适的日记里有一则剪报，作者是美国专栏作家George　E。　Sokolsky，对胡适最近被批判进行了回顾。他写道，“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彻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他用人民的口头语言（而非古汉语）创作诗歌。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风靡中国。他编辑出版的大量小说，在中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他早年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影响，并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带回中国。无论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看法如何，胡博士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中，而是成为一个勇于身体力行的人，对他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胡思杜对胡适的批判时，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读到这篇令人伤感的文章（指胡思杜的公开信），不禁想起约翰斯维夫特上尉结束在匈牙利的监狱生涯后对记者说的话。他说‘这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两句话应该从英语语言中删除。”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清华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名教授都纷纷着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郭是五十年代大陆抵胡的主帅，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其后一直到文革，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和唯心主义代表”的胡适终于被轮番批得千疮百孔。

1949年11月，胡适在台湾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和建立反对党。应该说，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台湾当权派同样是致命的。蒋介石将胡适的思想视为其潜在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散发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册子，比如《胡适与国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后者第一条即是：“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旦欢迎之至”。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的希望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思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　唐僧割肉度群鹰”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得由他自己去担当了。

读书人一声长叹！2001年，我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文集》，时长痛短痛，嘘声震壁。盖是因为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电子书下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见七十年代末中国结束“两个凡是”所引发的真理标准讨论）；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版“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意识形态之争开始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几十年后在中国台湾实现）；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海选及其他民主试验）；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三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年）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就错过了一百年的好时光。胡适不仅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与大规模批判相反的是，关于胡适的思想，殷海光、李敖等人有着高度的评价。在殷海光看来，胡适的这种思想，就是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里开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整个的西方社会，就是浸润在这种思想之中。所以，实质说来，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或者说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人过着自由、平等、康乐和幸福的日子的源泉。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让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国才有一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

同样，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道：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赞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李敖还说：“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适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傻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止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时光倒流一百年，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上帝”为什么不亲自传教

2006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先生走了，许多人开始怀念他。张五常说，“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不过，在我看来，继续站在那里的不只是拿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显然，弗里德曼对政治与国家的理解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人，更超越了那位被美国人选为政治“总主持”的肯尼迪先生。

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留下了一句疑似不朽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弗里德曼却以如炬慧眼洞见了这位明星总统话语里的黑暗——正是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倒置，在肆无忌惮地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要市场经济，也要市场政治】

回顾二十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生活于今天的人们不会忘记“爱国”如何一度沦为肮脏的字眼。在弗里德曼看来，肯尼迪的这句名言前后两部分都没有正确地表达出合乎自由社会的理想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式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信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同样，“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自由人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是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正是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坚定地认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进一步说，政府可以为我们所用，才是政府得以存在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