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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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他的叔父刘惊涛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反动地主杀害了。刘团长的这段背景在当时并不是秘密,伞三团中的邵阳籍军官全都知道,就连蔡智诚也有所耳闻,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官员与共产党有历史关系的人非常多,甚至有许多人原本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所以大家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中共地下组织事先显然也没有想到刘农畯能够有反蒋起义的觉悟,等得到消息之后才匆忙往伞三团调集力量,不仅人数很少,时间也比较晚了。
好在伞三团的情况比较特殊。48年,伞兵主力一直在前线作战,而第三团却是由刘农畯在后方新建起来的。这个团虽然没有打过仗,但人员都经过精心挑选,三个营长有两个是湖南邵阳人,团部军需、副官、文书以及直属连的军官不是团长的亲戚就是团长的同学或者同乡。这个“小圈子”力量非常稳固,事实也证明,它在中字102号的起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祝捷大会上,“小圈子”的成员们显得比较兴奋,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他们过于张狂的表现却引起了其他一些官兵的反感,许多人觉得自己既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也和团长拉不上关系,因此就显得特别失落,甚至萌生了去意。不过,刘农畯本人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亲信几乎都不会跳伞,要想成为“新中国伞兵的基干”,就非得留住一些“圈子”外的骨干不可。
当然也有人来找过蔡智诚,希望他能重返军旅承担起传授技能的重任,但蔡专员却拒绝了,他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这第一个要件我没有,第二个要件共产党没有,光有技术又能起什么作用?再说了,训练伞兵比训练空军要容易得多,如果共产党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空军,那他们组建伞兵就更不成问题,所以有没有我这样的人都是无所谓的……”。听了这些话,来人也就没有再做更多的劝解。
自从接到了即将返回国统区的通知,天后宫里的人们就开始收拾行装。由于不清楚具体的行程安排,许多人对如何处理随身物品感到一筹莫展,张志韩先生携带了大量的书籍和古董,这些东西想丢掉太可惜、想出售没有人要,可自己又搬不动,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屋子里乱转。反倒是蔡智诚两口子显得十分轻松,他们的布匹棉纱都已经捐献给修铁路的群众了,这时候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表扬,而且还落得个毫无负担、悠闲自在。
从新海连解放区去到国统区的行程可以选择陆路或者海路,但这两种办法却都是困难重重——从陆路走就必须穿越战线,而当时的国共双方正在长江两岸对垒,几十个男女老少想要突破这道天堑根本就无法想象;走海路也不容易,江浙外海被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封锁着,先前装备着机枪大炮的伞兵都被路过的军舰吓得半死,一帮国大代表若是从解放区偷渡出去,恐怕还没看到国统区的影子就被轰到海底去了。
想来想去,大家都觉得前途莫测。陈丽君索性跑去找警备司令:“老黑,你准备派多少军队保护我们?”
经过“挨骂事件”之后,蛋蛋女士已经和那位黑脸司令成了十分亲热的朋友,可人家却依然不愿意透露军情秘密,只是笑着回答:“莫担心,准保稳妥就是”
司令员的态度很有把握,但大家的心里却十分忐忑。
4月20日清早,林祥虬船长带着大副、二副等一帮“中字102”的船员也来到天后宫,一个个焦头烂额、疲惫不堪。问过以后才知道,原来昨天下午,国民政府在得知伞兵三团已经起义的消息之后,立刻派空军进行报复,“中字102”在连云港码头吃了好几颗炸弹,挣扎着向新浦方向转移,最后好不容易在蔷薇河里冲滩搁浅,这才隐蔽了起来。听说此事,国大家眷们顿时更加慌乱:“哎呀,地上有长江,海上有军舰,现在天上又来了飞机,这回可是寸步难行了”
谁知道,白天还认为是“寸步难行”,可天黑之后就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晚上,几辆卡车把蔡智诚他们拉到了连云港。特区社会部的苏羽部长给大家发放了标注有姓名、身份和携带物品的证明文书,并且还发了一张“土改证”(家乡解放后可以凭此证参加土地改革)。在码头上,苏部长对即将远行的人们发表了讲话:“今天在这里送各位启程,祝大家一路顺风,也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能够为结束战争多做贡献。只要各位为人民尽心尽力,我们还会见面的,人民政府必将感谢你们;但如果选择与人民作对,我们也会见面,人民军队必将消灭你们——请记住,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1949年4月20日深夜,蔡智诚等人乘坐一艘木制帆船离开了连云港。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漂泊之后,终于在外海登上了由大连驶往香港的苏联“远东号”客轮——至此,原本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们这才明白了此次行程的具体安排。
“远东号”的船员显然已经在事前接到了通知,并且很清楚这几十位乘客的身份。一上船,蔡智诚们就被集中在了水手舱里,不能随意走动,周围除了一群大鼻子俄国佬就再也见不到中国人。大家对船上的情况无从了解,对外界的事情也毫无所知,只好闷闷地蜷卧在铺位上,吃了睡、睡了吃。
离开了解放区,原本阍阍噩噩的国大代表们也逐渐活跃起来,吃饱睡足之后就开始发表各自的政见。有的说:“共产党推行全民动员,其战争潜力似已耗尽”,有的说:“国府若能及时借鉴共党的经济高压手段,市场秩序的恢复尚有一搏”,还有的表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未可预期之前,确有国共合作之必要,组建联合政府实为上上之选……”
讨论来讨论去,大家的结论是应该尽快到广州向行政院长何应钦进言:一要扩充军队,二要筹集物资,三要广纳人才。有人有粮有枪,才有周旋下去的本钱。
国大代表高谈阔论,蔡智诚却默默无言。张志韩先生似乎意犹未尽,非要他表态不可:“老弟,你是打过仗的,讲讲对共军的看法”
“别的情况说不好,但我相信苏羽的那句话”,蔡智诚轻声回答:“无论如何,我们和共军是会再见面的”。
4月24日中午,“远东号”停靠香港。
重返“自由世界”的人们欣喜若狂,张志韩等人从走下跳板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讨论应该如何为这次“逃生之旅”庆祝一番。可惜,刚没过一会儿,这喜悦的热情就被一盆冷水彻底扑灭了。
码头上人来人往,面色惊恐不安,报童们东奔西走,举着“号外”高声叫卖。随手拿过一张来,那报纸的头条赫然刊登着两段醒目的标题——
昨晚首都失守,共军攻克南京!
今早太原城破,五百完人自焚!
……
太快了!这是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20日登船时,渡江战役尚未爆发,几天之后下船,解放军就已经占领了南京。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上海、西安、武汉、长沙、福州、广州……还会有多少次城破,还要有多少人自焚?
此刻的国大代表们早已经顾不上庆贺什么“死里逃生”了。他们分成了几摊,各自与自己的家人讨论着今后的前途,有的打算去广州寻找出路,有的准备留在香港坐观时局。但蔡智诚这时已不再愿意理会他们,牵着妻子的手,小两口信步走上了香港的街头。
“先生,我们要去哪里呀?”
蔡智诚没有回答。
隔了好久,他才悠然说道:“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的桃树应该开花了吧”
“嗯,开花了”
“那么,我们回家看桃花去,你说好不好?”
……
妻子紧搂住爱人的臂膀,高兴地笑了起来。
后记
“蒲公英”的故事讲完了,但有些人物的命运还没有交代清楚。有朋友希望看到水落石出,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补个后记吧。
在得知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之后,乘坐“远东号”的四十多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张志韩先生依然追随何应钦和刘建群,后来他以执教为业,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和东吴大学的教务长,致力研究“考试监察制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
大约在蔡智诚他们离开香港之后的一个月,伞三团副团长姜键、二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也到了香江。他们是根据共产党“去留自便”的原则离开解放区的,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姜键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0年去了台湾,接着就被枪毙了。姜键被判处死刑的名义是“叛国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肃奸防谍”的高潮,从国防部到各基层单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严厉地处分,姜键自然也就在劫难逃。
伞兵司令张绪滋也受到了牵连。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几天,幸亏有朋友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美国去了。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他到德州以后只能在商铺里帮人打工,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不过,张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字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伞兵三团约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成为伞兵的并不多。团长刘农畯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长王建青)参谋长,空军陆战师(师长朱云谦)参谋长、副师长,55年授上校军衔。1961年,解放军第15军整体转建空降兵,空军陆战师编入15军第43师,刘农畯至此退役,63年获“三级解放勋章”并担任了湖南体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
离开香港之后,蔡智诚没有重归国民党的阵营。他和妻子乘飞机赴昆明并辗转回到了遵义。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解放川黔大地,在挺进贵州的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纯)的队列中有一名遵义籍的女战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兰……解放后,蔡智诚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电力建设事业,退休时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工程技术专家。虽然在文革中屡受冲击,但他最终还是得以恢复名誉,并在安详之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对于自己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评价是:“亦祸亦福,非福非祸”。
能够补充的事情就是这样了。当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讲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经历全都写清楚,并且要写到文革以后……对此,我只好请求原谅。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