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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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掌握实权的部门，比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世凯的人手中；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不关痛痒的部，也就是被政界称为“冷衙门”的部门，才由非袁世凯阵营的人点缀。
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二十多年。跟北洋的将领们不同，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革命党人能接受他任总理的原因），因此袁世凯用起他来觉得“很不顺手”。唐绍仪要行使总理职权，而袁世凯又希望总理只听自己的，二人矛盾逐渐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袁世凯在不耐烦地听完他关于时局政策的汇报后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唐绍仪知道已无法干下去，就先避到天津，然后上书辞职；袁世凯假意慰勉挽留一番后，于6月28日批准辞职。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命，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
民国初年，大家共同的敌人清室已去，于是各派各系内斗开始。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闹矛盾，袁世凯内部闹矛盾，革命阵营内部闹矛盾，再加上还有个武昌黎元洪副总统的一派。民初的政坛上，勾心斗角，风波迭起，让对共和寄予很高期望的人大失所望。为了整合各种力量，袁世凯十分期望能实现一次“高端联合”，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和他自己，四人能在北京举行“民国四巨头”会晤。
最后实现了的，是1912年8月，孙中山在一片反对声中，应邀赴京会晤袁世凯。
8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起程之时，一个黑衣女青年一直紧跟着送行的人群，上船后，她借机把孙中山请到一间无人小室，唰地拔出一把尖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对孙中山说：“先生千万不能去北京，袁世凯太狡诈凶险，你此去是落入虎口！如你不下船，我就死在你面前！”孙中山大惊失色，赶紧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刀，反复劝慰。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以袁世凯的机心，不但不会对远来的孙中山有任何不利，反而对孙中山极尽礼遇。他要争取孙中山的信任支持，以加重自己的砝码。
在北京数万人的欢呼迎接中，孙中山抵京，民国双雄首次晤面。袁世凯百般殷勤，把自己的专用马车披上黄缎，供孙中山使用；他安排孙中山下榻他的总统府，而他自己搬到国务院办公；每逢孙中山外出，他就事先断绝交通，完全按照元首待遇招待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是前清政客，但有现代思想，更有推翻清廷的行动和赞成共和的表态，如能劝服他考虑国家多一些，考虑个人少一些，此行就意义非凡。
而等见了袁世凯的面，孙中山更觉得此人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奸恶。袁世凯对孙中山百般曲意逢迎，大凡孙中山说的，袁世凯都连连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不便附和的，袁世凯一样点头：“先生所论甚伟，世凯受教、参考！”
两人一谈就投机，越谈越亲热。在京一个多月，孙中山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有时甚至聊到第二天凌晨4点。
袁世凯多次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中他高举酒杯向孙中山致敬，大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立答谢，也呼：“袁大总统万岁！”民国两位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一在朝而一在野，向公众表明是如此亲密无间。
孙袁会晤后，孙中山对袁世凯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此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才干，都是民国第一人。他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总统非公莫属！”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亲历同盟会的内斗和目睹部分会员的迅速蜕化，对政治活动已感灰心厌倦；现在亲见袁世凯如此英明了得，更感可以离开政坛，去做社会工作。
这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今天历史学家所说的在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第一个“迷误”：他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孙中山现在认为，满洲皇室已被推翻，“民族”实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大总统袁世凯也肯维护革命成果，“民权”实现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民生”问题了。
关于民生，孙中山最重视铁路交通。他在西方和日本流亡多年，对国外发达的铁路交通十分钦仰，今天的一个常见标语很能概括那时的孙中山的想法：“要想富，先修路。”
他向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二十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
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二十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任啊。”在这个极具行政经验的老牌官僚的心里，对孙中山“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是深感不切实的。
但是，孙中山不问政治了，多好！他正好顺水推舟，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督办，月薪三万大洋，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况；同时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做盛大招待。
革命党人中不少人那时处在“下岗”状态：清廷已完蛋，再无“命”可“革”；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又排挤他们，没有职位安排。这下好，他们又纷纷来投奔老领导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四处勘察，八方演说。等到“二次革命”，孙袁撕破脸皮，袁世凯再不客气，派人来查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帐，发现已耗费一百好几十万元费用，而铁路，全在孙中山的演说和著作里，还一寸没建呢！
孙中山开始淡出政治，致力民生实业，现在同盟会里最活跃、担当实际工作最多的，就是年仅三十岁的天才政治家宋教仁。
跟袁世凯的半新半旧、思想根子在封建不同，年轻的宋教仁是深受欧美现代宪政思想沐浴的“全新的人”；跟孙中山以理论、理想、号召力见长、实际操作运营能力较短不同，宋教仁既有丰富的理论素养，又有不世出的组织才干，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家。民初的许多根本大法都出自宋教仁之手，民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成果，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带着寥寥数人，一夜间起草成功的。
接手主持同盟会实际工作后的宋教仁，首先联合当时国内几个较大的政党，扩大同盟会，组建了国民党。
民国一成立，中国人拜主子称奴才的历史结束了，自己当上了国家的主子，参政热情高涨，掀起了组织政党的高潮。1912年2月到8月间，仅在临时政府登记的政党就有八十五个，加上未登记的，全国那一年组建的政党据估计在三百多个。这些政党，分分合合，此建彼散，活动频繁，成为民国初年的一大政治景观。
初尝政党政治，蓬勃发展中自然带着稚拙。一夜间冒出三百多个政党，规模悬殊，大的几十万人，小的几十个人；大家无不标榜共和，宗旨间看不出区别；各党组织松散，出入如同儿戏，而且跨党现象十分普遍：黄兴有十一个党籍，黎元洪九个，熊希龄八个，唐绍仪七个，汪精卫五个，梁启超三个……各党只顾拉名人入党撑门面，毫无组织原则可言。
虽然各省都有政党成立、活动，但大多政党集中在城市，北京有八十二个政党活动，上海有八十个，广州二十五个，南京十六个，其他城市的政党都在十个以下。
这么些政党中，比较值得一提的，首先有中国社会党。馐巧虾９飧吹诙欤？911年11月4日）就成立的上海第一个政党，也是全国首家以“党”做为名称的政治组织，还是中国第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盛时，该党有成员几十万。
规模很大、影响力很强的，除了宋教仁正在组建的这个国民党，还有黎元洪任理事长的共和党，以及汤化龙任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的民主党。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之时，很多小党都来投靠，希望合并，然而宋教仁考虑同盟会的身价，只挑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党合作。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就在大家对袁世凯专权而忧心忡忡之际，宋教仁认为，现在袁世凯可以控制政府，但国民党可以控制国会；按照《临时约法》，国会权力极大，只要取得国会多数议席，不要说制约袁世凯，就是内阁总理，也是唾手可得。
他的理想，就是“政党内阁”，即政府由一个大选获胜的党包办，这样，袁世凯政府那种既有前清官僚、又有革命党人、互相牵扯的局面就可改观。政党内阁的意义，就在既由选举产生保障民权，又能高效运作治理国家。
玩传统手腕和阴谋，袁世凯是大师；而搞现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却就比袁世凯内行得多。宋教仁做了大量扎实的组织工作，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迅速覆盖全国所有行省，青年学生、粗鲁武夫、商贩市侩等等想加入者，一概欢迎；对社会上有声望人士，则由党的机构先写好加入文书，再请其签个字即可。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在宋教仁的策划和领导下，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
1913年4月，民国首届国会将召开。在完成国民党组建以后，雄心勃勃的宋教仁奔走于全国各地，决心在国会选举中，拿下总理一职。
宋教仁的超凡才干，早已引起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袁世凯深佩其才，十分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因此尽力跟宋教仁套近乎。
他看见宋教仁总是衣衫破旧，就送给他一套西装——这可不是普通的西装，宋教仁穿上身后，发现周身尺寸，竟无一不妥帖！可见袁世凯用心之切。
袁世凯还送给宋教仁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宋教仁取用了二三百块，然后托赵秉均送还，并致信袁世凯：长辈所赐，哪敢拒绝，但我确实用不了什么钱，所以用了需要用的之后，把剩下的还您。
袁世凯干脆请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而宋教仁却要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选举产生总理；而且，按内阁制的规定，总理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听命于总统，总统只能是虚位元首。
宋教仁油盐不进，他越有才干，就越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1913年初春，国会召开之前，宋教仁自家乡湖南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那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教仁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教仁随地发表演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他把当前政府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说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不能得而用之，就除之！”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智慧。就在宋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