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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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员供称重庆饭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一说，我因不知内情，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有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审员的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月，安震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审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是勤务兵。”“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在卡哨外，我们新七军三十八师的防地上放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你给处长公馆打电话吧，他的电话是××××。”
我放下电话，心想又行动什么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加多问，免得麻烦；再一想，如果我们督察处的人在外搞出事来，我能没有责任吗？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敢干。我想给张国卿打电话问一下情况，但我又犹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张国卿对我说：“李文宣是奸匪派过来的，昨天下午把他行动了。”
“怎么布置的？”我问张国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来，对他说，‘袁晓轩有一些部队在南关外，叫我们派一个人去给这个部队讲话，你去吧。袁晓轩也派两个人同去。’说完又给他拿了一些路费，打发他与王厚甫、刘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们出了卡哨，走到无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后开了枪，枪一响新七军的士兵来了，把王厚甫、刘士培逮捕，带到一个团部。后来给我打电话才把他们二人放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越听越不满意，作行动不通知我，难道我还能泄漏机密吗？张国卿说：“昨天找你没有找到，听说你到中央银行去吃饭，现在你要做善后的事情。”
过了两天韩瑛来见我，她说：“文宣去了几天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了，督察长，您有信吗？”
“据说他到那个部队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队进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今天派人去调查，证实之后再告诉你。不要着急。”
韩瑛是哈尔滨有名的歌手，红极一时的韩小姐。后来嫁给李文宣，生了一个小女孩，才一岁。今天我看到韩瑛眼泪汪汪，心也有点难过。我这样欺骗她感到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诉总务科陈科长给你想办法。”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子，叫总务科给她发200斤小米，及李文宣4月份的薪饷。这样又把她骗了一次。以后韩瑛又来一次，我对她说：“八路抓去也不会杀了，将来我们抓了八路的干部和他们交换俘虏。”到6月份，韩瑛从督察处的职员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丈夫被杀了呢？
陈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的枪毙他，我认为很公平。
如果印匡时被枪毙，我认为是陈牧咬的。陈牧充侦审室主任时，一切公事皆要经过秘书室复核，就是说要经过印匡时修改文稿。有的时候印匡时把陈牧的稿子也给改了，陈牧不同意，俩人便闹意见。张国卿与我给他们从中解说，也没有使他们和好。印匡时认为：“陈牧自以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当然要改。不能把公事拿到别的机关，叫外人耻笑我们不懂公事。认为督察处无人。”其实印匡时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空牌位。督察处抓人、杀人的勾当，他无权决定。只能在公事上看到。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这些抓人杀人的公事上签字。这次被捕，陈牧便咬他一口，陈牧在坦白时说：“我签的杀人公事，都要经过印匡时审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这样说就加重了印匡时的罪恶，又加上印匡时坦白得不好，就注定了自己必死。
还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证，就是郭子襄的罪恶。
有一天，郭股长把我提到一个屋子。我进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处少校督察。他带着一副大脚镣，脚镣上还有一个铁球。
郭股长对我说：“关梦龄把郭子襄的血债说一说。”
“1948年3月他在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充少校参谋时，在米沙子抢老百姓粮食，打死了两个老百姓；1948年7月初，督察处在南岭秘密杀害地工人员10人，有他在场，是我指挥的。”
“郭子襄听见了没有？”郭股长问。
“他说有，就有，反正我没有杀过人。”他表现很顽固的样子。
我说：“郭子襄你到今天还抵赖什么呢？我们杀的人都挖出来了，杀人的刹子手多数被捕，你还这样顽固，没有好处。”
我在讯问记录上签了名字。在事实面前还如此抵赖，郭子襄可谓是个顽固蛋。
他们三个都是督察处的。如果今天枪毙，督察处就被处决了三人。
我在屋子里看到窗外的天空，阴暗凄凉，使人感到忧郁。到晚饭的时候，看守战士才把黑窗户打开，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那样紧张了。这一天不比寻常，真不容易过呀。
第二天早饭后，又提我到前楼写材料。
陈青波说：“早饭后，看守所把《长春新报》发下来，我一看开大会枪毙人，有五个。一个工人说，给这些人点天灯也不多！这条消息我还没看全，看守所的人就把报纸收回去了。”
“我们小红楼提出去四个，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那一个是谁呀？”我问。
“姓苏的，是建军的土匪，听说这个家伙的血债很多，昨天圆楼只走他一个。”李秉一说。
大家都感到很空虚，坐下来写材料，心老是沉不下来。
“咳！印匡时是贵州人，一把骨头扔在了东北。”我感叹道。
李秉一也很恐惧，解放后他潜伏在一个大车店，在那儿被捕的。他说：“在大车店把我抓着，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顿打。我是被捕来的，所以危险成分多。”
在座的九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危险，我最后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个，写材料吧。”
一个材料写完了，又写另一个材料。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
写完材料的这天下午，我们等着郭股长的吩咐。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