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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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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西安事变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历史事件,它为中国暂时停止内战的历史,写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它成为蒋介石到达历史巅峰的开始,也成为毛泽东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张学良从此走出历史,中国也从此进入准备全面抗日的倒数计时。从此蒋介石更可以将心力放在如何准备抗日的工作上了。但是这个全面准备的时间才刚刚经过半年,就正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但是就深一层的分析,西安事变的本身,好象又不具备如此重大巨变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有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都将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战略,日本也会继续侵略中国,这样中共也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只是张学良少帅与东北军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处,张学良究竟是不是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千古功臣”,实在是难以下达定论了。中共能够通过劫难与失败的考验,成为历史斗争的胜利者,主要还是来自日军的侵略与劫掠中国,及苏联的背后协助的关系吧!好象张学良只不过顺势触发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改变而已。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是持续其分裂、内战频仍的状况,日本当然可以逐步蚕食、继续侵略中国。但是当中国开始统一与团结之时,日本就必须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为中国一旦统一之后,可以集中全力,理财练兵与建设图强,很快的中国就会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战的优势了。

  其实中日战争只要晚三年爆发,整个战争就会有极大不同的发展,至少中国会拥有八十万的德式装备部队、一支有战力的空军已经成军,及在西南有更为稳定的国防建设基础'7'。

  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若是处于分裂,日本会继续地侵略她;中国若是迈向统一,日本也会加速的侵略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如何选择,到头来还是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变的半年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点燃的星星之火,就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起点,其真正的起因在于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团结与复兴,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发展合作的关系。

  附注:

  '7' 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斗正式爆发的时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开始算起,因此七七事变的成因与发展,就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过如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卢沟桥事变在开始的时候,本来并不是一个事前经过设计的冲突事件,但是由于酝酿一场历史巨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早已存在与滋生之中,一旦出现了这个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响下,就成为可以引爆全局的导火线。

  19。1 中、日、苏之间的三角战略关系

  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整个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华北永定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上发生的小事件而已。若仅以历史事件本身而论,这种说法不完全不对,但却忽略了在整个“微小事件”的背后,长达六年以上战争危机酝酿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国对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朝野,绝对没有狂热与固执到,只为了小小的卢沟桥冲突,就要扩大事端与日本进行一场民族之间的历史决战。

  而更正确的看法应是,卢沟桥事变的本身,虽然只是中日之间多次冲突的一个小火花而已,但最后却点燃了中日全面历史决战的燎原大火,这其中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在中国方面,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因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火,又因此沸腾,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足以对抗日本'1',因此民意强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对日本退让了。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虽然蒋知道,在当时,抗日的基本结构,在中国内部才刚刚开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够有实力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至少还要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蒋介石却无法违逆不肯再对日本做出任何退让的民意了。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日本与苏联才是注定非要一战不可的世仇,双方从日俄战争的历史上冲突,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势不两立,都是导至日苏必然决战的因素,这都是蒋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国防与战略政策,都是把防俄当成日本国家安全规划的重点,就连侵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都是为了争取防俄之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的构想。苏联更是把消灭日本的军阀与财阀的共同体,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因此日苏大战的危机,一直在酝酿之中。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弃侵略中国,中、日之间并没有一定要决战的理由,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性的战争,从历史的观点而言,无论是谁赢谁输,最大的获利者必然是苏联。苏联可以用最低的代价,同时侵略中国兼制伏日本。所以蒋介石原本希望,中国能够尽量地对日本采取克制政策,让日本与苏联的冲突能够提前爆发,这样日苏的第二次战争,绝对是世纪性大战,到日苏两败俱伤的时候,中国就可以拥有足够的筹码,同时向苏联与日本讨回中国应有的公道,要知道苏联对中国侵略的程度,绝对不下于日本。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是否要继续侵略中国,而造成中国的反抗,也有着极大的争论。日本一些政坛元老,都对中国的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主张对中国的压力,一定要适可而止。这种意见,在日本的军部中,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是居于少数'2'。石原认为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敌是苏联,而中国在西安事变之后,已真正停止了内战,国家开始有了全面的进步,同时抗日的民族共识已经形成,日本实在不易再刺激中国,而引爆中日的历史全面战争,最后让苏联坐享现成的利益。而当前日本应该好好地利用所占领的东北与内蒙,开发资源,建立对苏作战的准备。假如日本真的还不能“知足”,见好就收,一定要继续扩大侵华,终于会引起中国全面的反抗。那么中、日之战将成为一个无法脱身的战略泥沼,会使得日本的国力耗竭,苏联刚好可以捡到个大便宜,而日本几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于白费了。

  但是在军部中,居多数的是主张再给中国致命一击的“扩大派”,首脑为杉山元大将'3',特别获得日本海外驻军将、校的支持,其基本的观点也是站在防俄的前提之下。扩大派认为,当时苏联红军受到斯大林全面的整肃之后,在相当一段的时间之内并无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团结建设,实力还没有凝聚好,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先给中国强烈的一击,完全控制中国的华北,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更大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来对付苏联。这派观点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国反抗日本的决心,是远远超过他在形式上作战之实力。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对于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绝对不会再作任何让步了。而且中国一旦开始抵抗,就不会轻易停战,因此日本要想再多占领个华北,以增加抗苏筹码的策略,就成为日本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的错误所在了。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军政的领导人,面对这两派的争论,一直无法达成政策的共识,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确是暂时减缓了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通过对华北分离自治继续施加压力的政策,但也仍是旧调重弹而已。但是驻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日军将校,则是觉得假如再不对中国动手,将会失去立功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开始鼓噪不安地出现了“求战”情绪。

  而由于日本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民生不安,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于日货的抵制(中国是日本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也束手无策。因此当时日本舆论的倾向是,再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扩大对于华北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强迫中国政府取缔民间对于日本经贸的抵制。

  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是非常稳健掌握住中、日、苏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于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几乎施尽全力;接着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议,将提供国民政府五千万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应中国所需的军火,这种直接把军火交给反共的蒋介石,以增加其中央军作战能力的做法,也只有斯大林才会做得出来。中国与苏联也在加紧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的结盟与亲近,是蒋介石为了抗日而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无力单独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国际社会中,又没有国家敢过问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蒋介石认为,既然日苏的矛盾已经接近战争边缘,那么中国可以冒险的接受苏联“魔鬼”(应是当之无愧)的援助,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拉苏联下水。

  19。2 剑拔弩张的华北局势

  在日本而言,中苏之间的关系改善,已经开始威胁到日本“反共抗苏”的基本对外国策了。于是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团体,开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与明确的理清对华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取得中国的华北,军人出身的首相林铣十郎,既无法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又不能协调军方对中国政策的争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请辞,由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近卫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卫对于军人的驾驭能力极低。

  正当日本政府的高层在争论,如何对付出现与苏联团结的中国政府之时,日本的关东军、朝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将校们,却早已经等待不耐烦了,他们干脆决定,由自己先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的准备,必要时自己动手。关东军将机械化的部队调往长城关口,并且经常进行以铁路紧急运送部队与重装备的演习,日本的朝鲜军也在进行调动日军部队,进行如何能够越过鸭绿江与渤海,以进入中国作战的演习。

  而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自从调升其地位与台湾军平等地位之后,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的部队,驻军总人数比辛丑和约所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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