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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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但应该通商，而且可以立约。曾国藩也上了一本，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慈禧太后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指定李鸿章负责对日本的交涉，授权李鸿章立约。这时候，日本又派藏卿（财政部部长）藤原宗城前来。双方会谈了很多次，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l3日）把中、日间第一次的条约订立成功，分为十八条，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条。

这条约的上要内容是：（一）没有最惠国条款；（二）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彼此互享（不像中英、中法、中美等条约，只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不能在英、法、美等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领事裁判权限于刑事案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并且要由所在国的地方官会审；（四）日本也划出横滨等八个港口，准许中国人前往居住贸易；（五）中、日两国人民均不得在彼此的内地与非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六）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与法律均不相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内政。

次年，同治十一年二月，日本又派柳原前光以“少办务使”的名义（公使级代办）到天津看李鸿章，请求把条约的内容大加修改：（一）取消中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相同于列强的协定关税权；（三）取消有关不准日本人（在中国）佩带倭刀的条文。理由是：日本正准备向列强交涉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日本武士佩惯了倭刀不便禁止，倘若在中国犯法，自可交由领事法办。

李鸿章回答他：条约订成不久，尚未换文又要更改，岂不贻笑他邦？其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妨等待条约满期以后再议。　又过了十四个月，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部长）副岛种臣亲自出马，充任全权大使，到天津来拜访李鸿章，在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换约”，不再提起修改的事。　

　《细说清朝》一一九、再度垂帘

　同治在十一年九月大婚，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以后，只有三件事可记。第一件事，是：经过恭亲王的安排，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一次，受“五鞠躬礼”。洋人达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的，又免行三跪九叩首的可笑礼节原很高兴，事后打听知道紫光阁不在宫城的范围以内，而且一向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十分愤恨。

第二件事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很起劲地修理圆明园，却受了广东无聊商人李光昭的骗。此人到处招摇，买了洋人五万元的木料，谎报为二十万两。同治皇帝听到以后，交李鸿章查办，判了过李光昭一个死罪。

第三件事是：在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同治皇帝一怒之下将恭亲王降为郡王，革去“亲王世袭”，同时革去恭亲王的儿子载澂【cheng】的贝勒爵位及郡王头衔。原因是皇帝与载澂常在一处嬉戏，这一天“以细故失欢”。

次日，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下旨，恢复恭亲王爵位与“亲王世袭”，赏还载澂的贝勒爵位与郡王头衔。

十月间，同治皇帝因“痘症”日益严重，命令军机大臣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一月间，命令恭亲王代批、代写满文文件；十二月甲戌（初五）同治去世。

同治去世以前，口授李鸿藻一封遗诏，传位给（道光的第九个儿子）孚郡王奕譓的过房子贝勒载澍。

传说：李鸿藻拿遗诏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把它撕得粉碎。

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召集诸王、诸大臣进宫，并不宣布同治已死，只征求各人关于何人应嗣大统的意见。

依照洋人所获得的内幕消息，同治的皇后阿鲁台氏并未被召参加此次会议。她而且业已有孕在身，慈禧本该等她的这个孩子生下，看是不是男孩，再作应否另选继承人的决定。

会议进行之时，有人提议立溥伦为“太子”。溥伦的父亲是贝勒奕纬的过房子载治，而贝勒奕纬是咸丰皇帝的大哥。并且，咸丰皇帝本人曾经在1854年未生同治以前，指定这溥伦为继承人（倘若死时无子）。

慈禧说，载治只是奕纬的过房儿子而已，并非奕纬亲生，毋庸考虑。（载治的生父是奕纪，奕纪的父亲是绵懿，绵懿的生父是乾隆的第十一子永瑆。）

溥伦以外，最够资格的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慈禧摇摇头，不说理由，加以否决。

慈禧于是自己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四岁小儿载湉。载湉的父亲，是咸丰的九弟醇亲王奕譞；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乳名蓉儿。

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溥伦的七票，赞成载澂的三票，赞成载湉的十五票，戴湉占当选。（根据布兰德氏与巴克浩斯氏合著的《太后统治下之中国》，一二三以下。）

这时候，慈禧才“厉声”说：“皇帝已经驾崩！”引起在会的诸王与诸大臣一齐嚎啕大哭。

慈禧于是冉度取得垂帘听政的机会。倘若等候同治的皇后生下遗腹子，这皇后便升格为皇太后，慈禧与慈安就要变成“太皇太后”，而可能丧失垂帘的资格。立了溥伦为同治的过房儿子，情形也是如此。

叫载湉承继咸丰，而不叫另一人继承同治，就慈禧来说，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倘若立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她便无法驾驭，醇亲王呢，是她自己的妹夫，人又懦弱。

载湉于同治皇帝死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初七日），被迎进紫禁城内的钟粹宫，与慈安太后同住。慈禧太后仍住在长春宫。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时候，慈禧的年龄是四十岁，慈安的年龄是三十岁，又过了十八天，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定明年为光绪元年。　

　《细说清朝》一二○、马加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一日，载湉被带上太和殿即位，颁诏大赦，开恩科取士。

群臣拜过新君，回到家中，不免向老婆、丫环夸耀一番宫中的盛典，歌颂升平，却不知大清帝国西南角上的云南，继台湾之后又出了一件杀洋人的案子。

与洋人同时被杀的，有五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被杀上五百个也不要紧，洋人有了一名被杀，便足以摇动整个大清江山，虽则这洋人仅仅是英国公使馆的小小一个译员而已。

他的名字叫做马加理，年方二十九岁。此人略通华语，奉公使威妥玛之命，由北京到上海，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再上溯沅江，进入贵州，由陆路到达云南昆明，受到巡抚岑毓英的招待。然后再从昆明启程，经由大理、腾越出境，到缅甸八莫，向英属印度当局所派来的“探险队”指挥官柏郎上校报到。　英属印度当局这时候已经吃掉缅甸的三分之二以上，颇想“扩充商业”到云南、贵州、四川，因此才派了这位柏郎上校，先来“探险”，并且向威妥玛公使调用了马加理协助。

柏郎上校只须带马加理和几个地理专家，便可以摸清楚八莫与大理之间的“商路”。他却偏要大张旗鼓耀武扬威，点齐十七名印度“锡克兵”（Sikhs），一百五十名缅甸兵，荷枪实弹，加上仆役、专家、标本采集员、马加理，与另一位也是从驻华公使馆调去的亚伦，连他自己共有一百九十三人之多，浩浩荡荡向中国边境出动。

光绪元年正月元旦（1875年2月6　日），他们离开八莫。十二天以后，他们越过中国国界。

第二天，柏郎上校接到一个探子的情报，说：前边有埋伏。柏郎上校于是停下来，不敢再进。马加理说：“我从昆明来的时候，一路上并无阻挡，而且驻防在腾越的李协台（李珍国）对我很客气。我先走，给你们打前站。”

他带了六个中国人先走，其中有一个是云南人、五个是外省人。果然，他到达腾越安然无事，就写信通知柏郎上校，放胆前进。

正月十七日，柏郎上校及其队伍到达腾越，没有见到马加理。二十三日，他发现整个队伍被当地的老百姓包围，慌忙下令撤退，一面放枪一面快跑，这叫做“且战且退”，跑了两天安全回到八莫，未损一兵一卒。

柏郎上校在退向八莫的途中，听到马加理被杀的消息。

马加理是在正月十六日被杀的。杀他的究竟是准？到今天仍是悬案。可能为民团，可能为当地人民，也可能为正规军。与他同行的一位云南人幸免于难，五位外省人皆死。

署理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岑毓英相当糊涂，有了这样“大事”，竟然不向清廷奏报。

总理衙门在二月十一日接到威妥玛提出六项要求的照会，才知道马加理被杀，威妥玛是在二月初四日由伦敦的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发来的电报获得消息。

他提出六项要求：（一）由英国官员陪同中国政府人员赴云南查办，（二）准英属印度当局再派一个探险队进云南；（三）中国政府拿出十五万两交给威妥玛，备作将来赔偿抚恤等费；（四）依照条约，让威妥玛专为此事觐见（两宫皇太后）；（五）依照条约，不得于关税及子口税以外，对英国货品抽取其他税厘；（六）立即惩办应负此事件责任的官员。

（威妥玛对英国政府报告，只说提出了前三项要求。其后，英国政府给他批示，第一、第二两项尚可，对第三项“暂不置评”。）

总理衙门答复他，在原则上接受前三项要求，其余三项与本题无关。

同时候，驻华的其他各国公使一致认为威妥玛小题大做，不该提出那后三项。于是威妥玛在八天以内，又给总理衙门十几次照会，时松时紧把各项要求忽减忽加，弄得清廷啼笑皆非。　清廷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查办大员，威妥玛也派了使馆秘书格维纳陪同前往。

李瀚章与格维纳在八月间到达昆明。岑毓英把捉来的十名当地土著居民交给李瀚章审问，请格维纳观审。

李瀚章问其中的一个：“是你杀了马加理吗？”

岑毓英的翻译官：“大人说，你的名字是腊都吗？”

腊都点头。

李问：“你怎样杀马加理？”

翻译官：“大人说你在山上砍柴，怎样砍？”

腊都用手比斧，作砍柴状。

李问：“有没有人指使你？”

翻译官：“大人说，你喜欢不喜欢吃蛇？”

腊都摇头。

结果，腊都与其他十个土著居民，均定了死罪。李瀚章与格维纳均被蒙在鼓里，腊都等人自然更莫名其妙。

岑毓英自己十分得意，以为略施小汁，便把钦差大臣与洋人敷衍过去。但李瀚章与格维纳一离了昆明，这些无辜被捉的土著居民就“翻供”。威妥玛的耳朵长，有在缅甸的英国人给他写信。

威妥玛怒不可遏，找总理衙门算帐，要砍岑毓英的头。

威妥玛要求把一干人犯连同岑毓英，押到北京来复审。同时要求：李瀚章受人蒙蔽，也该治罪。总理衙门应付他的办法只是一个“拖”字。

拖到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876年6月15日），威妥玛下了使馆的旗，率领使馆全体职员与眷属离开北京，到天津搭船去上海，又调英国兵船向渤海前进，做出想打仗的样子。

清廷这才着了急，特派李鸿章作“全权大使”，负责对威妥玛办交涉。

李鸿章找出总税务司赫德作调人，去上海向威妥玛转圜。

原来威妥玛去上海，一面是先作一个姿态，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上海的海底电线，向伦敦请示可否动武。伦敦的回答是：“不准动武”。

于是，他虽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