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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作者:徐志频-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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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时他创办过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奠基人;在陕甘时则创办过甘肃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西北第一家工业织布厂,也算是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左宗棠考虑国防建设,呼吁在新疆建省。战争之外,他在新疆设置开科取士的机构,不打仗的时间,不是屯田,就在种树。在新疆时,仿照在柳庄时种柳树的经验,在新疆种下了槐树、杨树、榆树、柳树。其中柳树最多,绵延千公里,数以千万计。
这无意中也成了左宗棠人生成功的一笔。 1879年,接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应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之约,“自泾州以西至玉关,夹道种柳,连续数千里,绿如帏幄”,被左宗棠史无前例的美丽生态建设所感奋,当作功被千秋、泽及万代的大事,写下七绝《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来感叹:“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4'
历史上,习惯将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名臣”,这种笼统的归类划分,模糊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左宗棠着眼于经世致用办大事,处江湖之远时有慈善行动,以身作则去建设;居庙堂之高时利用手中权力搞生态建设,治理河道,办理洋务实业。
连政敌李鸿章写挽联时都说:“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kūn,光明)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后句评价十分到位:左宗棠处理国内事情,显的是“文”,菩萨心肠;处理国际争端,用的是“武”,霹雳手段。其实,前一句并不对,李鸿章名义上是夸,是借左宗棠在自我安慰。左宗棠每次力主外战,他总是缩在幕后“和戎”,喊暂停、拖后腿,左宗棠怎么可能还“知”他?
尤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有根本区别。
曾国藩、李鸿章一生主张“和戎”。面对外国人的侵略,他们习惯性牺牲中国人利益,充当和事佬。“天津教案”中,明明是外国传教士涉嫌绑架中国孩童,天津民众觉醒后才起来抗议,集结攻击法国教会机构。曾国藩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民意,向英法俄提要求,当作外事处理。但没想到他所谓的代表朝廷,用权力镇压内事的习惯性方法,反过来处死中国带头冲击教堂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还赔偿46万两白银,派崇厚出使法国,专门去道歉。
曾国藩对内残忍,对外仁慈,处理外事无法服众,导致民怨沸腾。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色厉内荏无力压住。朝廷想到派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问学生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
李鸿章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他们都以屠杀本国民众来儆尤,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试图借这种方法给外国人面子,以平息事端。全不想,外国人关心的是“艺事”, 注重的是法律条文,而不在乎“义理”、面子。
比如,李鸿章割让台湾时,日本谈判官伊藤博文催索,他居然说:“反正台湾已经是贵国嘴里的肉了,何必着急在这一刻呢?”
伊藤博文当即回答:“饿极了,得马上吞进肚里!”
李鸿章处理外事,总以牺牲中国利益,以和为贵,因而落得 “裱糊匠”的称号。
左宗棠恰恰“平生最恨是和戎”!
左宗棠不但战场上凭气魄与实力打败了俄、法的挑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争来了国家利益,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同样敢与外国人正面硬碰硬。
1882年4月,身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去上海检查工作,要进上海租界。根据外国人的规定,中国人要进入租界,得去工部局先领到“照会”证。左宗棠听后当场大怒,痛骂:上海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外国人只是租借一下,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走,哪里需要什么狗屁“照会”?当即命令亲兵,子弹上膛,大刀开路,只要有外国人阻拦,格杀勿论!
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剑拔弩张,没有挑起事端,反赢来外国人的妥协与尊重。他们不但撤销阻拦,沿路还毕恭毕敬。后来左宗棠又来过三次,外国人见左宗棠一到,主动将租界旗换成中国龙旗(清朝及以前,中国无国旗,统一用龙旗当作国旗),派兵警执鞭为他开道,发礼炮十三响,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长年与外国人打交道,实践总结出一套经验。他说,我们与西方人争论一个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将合同条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场,才开始去争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笔直将道理全摆出来,但责问对方时却留点余地,不要将他们逼进死胡同,西方人知道理亏,一定会妥协。再就着他的妥协去谈,他们就会按你的来,这样就没有谈不成的事(“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
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他们会误会你中计上当了,反而得理不饶人,将你往绝路上逼(“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国人的性情,“欺弱畏强,喜直忌曲”,中国人与他们交往,自己先要表现出强大,他们就已经打心眼里佩服;我们再表现率性、直接,他们对我们就心悦诚服了(我真自强,彼心已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5'
可见左宗棠对外虽然强硬,但不是蛮干,而是有礼、有利、有节。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代表国家,他只是强调坚持独立性,以独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内应得的东西,取得己方实在的体面与尊严。而曾国藩、李鸿章,恰恰坏在丧失个体独立性,“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
因为左宗棠主持对俄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美国作家、《左宗棠传》作者贝尔斯说,有清一代,“这是自乾隆皇帝以来中国军队享有的最壮伟的功绩”。事实上,早在左宗棠收回喀什时,清廷就面临如何奖赏的问题。有大臣建议封王;而恭亲王建议封公。因为朝廷内外都看到了,左宗棠的事功已经超过曾国藩。慈禧将这两种意见都否定了。她的理由是,本朝之内,任何人得到超过曾国藩的封赏都不合适。
慈禧心有难言之隐。太平天国横扫清廷时,她曾许下承诺:谁取下南京,就封他为王。曾国藩梦想做王,从此坚决拒绝左宗棠与李鸿章派兵来南京援助,只让他们在各地转打攻坚战。经过曾国藩一番精心构思,弟弟曾国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率兵攻克清廷的面子工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不想慈禧最后食言了,曾国藩只获得一等勇毅侯。慈禧已经食言而错,干脆一错再错:封左宗棠为侯,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侯,加起来等于一个王。
慈禧不放开奖赏左宗棠,让左宗棠超过曾国藩,表面看,是左宗棠做官缘于曾国藩的推荐,深层原因,还在于集权帝国绕不过一个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影响力再大,也是民族性、历史性的;曾国藩攻克南京,则是国家意义上的,至少曾国藩名义上挽救了清王朝。
根据帝国逻辑,挽救国家、政府比外争族权、强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国家、政府,皇帝就是国家、政府;族权对应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左宗棠对历史与民族的贡献再大,清廷在封赏上一定不能真实体现出来,否则会产生民族利益大于政府利益的舆论导向,皇帝制度就会被连根拔起,皇帝再想集权、独裁就不灵了。这是左宗棠封二等侯,而曾国藩封一等侯的主要原因。
好在对官方这些荣誉,左宗棠并不在意。不是他看轻,而是他觉得太重了。左家自江西迁湖南以来, 700多年,一直是普通人家,慈善积德,出寻常人物,到了自己身上,被拜相封侯,家族像暴发户一样显赫,他觉得自己在严重透支家族的积累。这对家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妻子、二哥、长子、小女在他拜相封侯前后相继死亡,他认为正是透支的报应。
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因此他在意历史荣誉。他从小就将自己放进几千年的历史中去比照,以当代诸葛亮自居,在朋友胡林翼、妻子周诒端面前都有过自我反思,对自身的优点、缺点,看得比别人还清楚。他知道,自己求“一艺一伎之名”,这需要沉得住的实在事功,而不靠现实虚浮的纸张荣誉。左宗棠相信,自己成事的方法,自己身上那股精气神,不会随朝廷一同腐朽,它可以超越时间与朝代,与历史永远同在。
左宗棠这种可贵的独立精神,事实影响了一批后来人。
1886年11月,左宗棠的棺材由福州起运,到长沙后停在城北史家坡墓园,再由兴汉门入城,进入司马桥旧居。大祭过后,葬在今天长沙县跳马区石门乡柏竹村。墓碑上刻“皇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墓”。
左宗棠葬身的县域,是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黄兴的故乡,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朱镕基的家乡。
孙中山评价黄兴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与“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是“同义句”。朱镕基说,“准备100口棺材, 99口给贪官, 1口留给我自己”,这种“抬棺反腐”,与左宗棠“抬棺收疆”是“同义事”。
左文襄公官方谥号盖棺论定,只让我们看见左宗棠的一个侧面。盖棺不能论定,左宗棠对中国与世界后来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而深远,以致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真实的左宗棠,远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
'1' 茹费理, 1880—1881年11月任法国总理。 1883年再任总理,在任期间,积极推行对越南和中国的扩张。他撤换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中断和清政府的谈判,坚决主张武力侵略。 1885年3月,法军在镇南关大败,茹费理内阁随之倒台。他还曾直接参与对巴黎公社的镇压,恩格斯评价他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
'2' 签订条约之前,李鸿章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门中枪,血流如注。伊藤博文得知后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李鸿章挨了一枪,日本同意“将赔偿日本军费3亿两白银”减成2亿两。迫于俄、德、法三国武力与舆论的压力,日本人以李鸿章被刺为借口,同意无条件停火的协定。李鸿章以为自己谈判起了作用,说,再给我补两枪好吗?并在签约后作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这种矛盾心态,是自己“和戎”外交政策与本能爱国心严重矛盾带来的。事后他总结教训说“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其实没有跳出“和戎”思维,还是“裱糊匠”的想法。
'3' 谥号是封建时代里有社会地位的人死去后,朝廷根据他的生平事迹、品德修养,来褒贬评定,给予善意评价的称号。谥与号各有含义,一般地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
中国最早在周穆王时,赐予谥号固定下来。流行谥号的国家,东亚有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给予谥号的对象,一般为君主、诸侯、大臣、后妃。
'4' 有版本将“上相”写成“大将”,是误传。当时左宗棠已被封作东阁大学士,是内阁宰相。
'5' 原话见《左宗棠家书》“谈与西人论事之法”一章。左宗棠这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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