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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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叶志超等清军将帅的无能，1894年9月16日，也就是大本营搬到广岛的第二天，清军大败于平壤。到了11月上旬，山县有朋指挥的日军第一军攻到了鸭绿江边，而另一支由原陆军大臣大山严指挥的第二军也在11月21日攻占了旅顺。按照所谓的“征清大作战构想”，此时应该就地筑营，等待来春的直隶决战，以来因为冬季作战不便，二来因为日军的兵站力量不足，后方供给不上。兵站不足的问题在朝鲜境内作战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由于弹药和粮食不足，日军在平壤一带是打得相当苦的，如果不是主帅叶志超弃城而逃，朝鲜之战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
而伊藤博文的想法则是战争应该结束了，他已经在寻找和谈的机会了。但是山县这时跳了出来，贸然下令进攻海城。海城是山海关的屏障，山海关失守则清廷的祖陵危矣。大清号称“以孝道治天下”，怎么说西太后不是东西也不会让谁轻轻松松就把祖坟给挖了。所以清军在海城一带作战异常奋勇。山县在海城没讨着便宜。
这边伊藤可急了，其实日本当时也已经到了极限。两个月内不能停战谈和，日本就要先于大清完了蛋，这年头，山县还要扩大战火，如何是好？
伊藤博文让天皇发了一道诏书，说正在活蹦乱跳的山县有朋你回来养病吧。山县有朋看到诏书也一愣，心想这天皇陛下可真想着自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病，人家天皇愣就知道。可这话说回来，自己到底是什么病呢？管他，反正天皇圣明，回去查查没准真能查出什么病来，这就回去养病去了。
这山县有朋一走，那边伊藤博文就放弃了在直隶和清军决战的计划，改为进攻威海卫和台湾。放弃进攻山海关是为了诱使大清坐到谈判桌上来，而进攻威海卫和台湾则是为了在将来的谈判中增加施压的砝码。这两手是相辅相成的。
大清一来政治腐败，二来军事无能，又根本判断不出日本的战略目的，对日情报更是一无所有，没有逃脱伊藤博文的算计，乖乖地坐到谈判桌边上来了。几经讨价还价，终于同意朝鲜独立，再赔银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
还是在伊藤博文的意料之中，德俄法三国来联合干涉了。本来对伊藤博文来说，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就都是本来并没有算计在内的战利品。这时候正好就驴下坡，还能给各列强卖个人情，让大清再以银三千万两把辽东半岛给“赎”了回去。
至此，日本全胜。但说到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日军组织的胜利，而是伊藤博文以其个人的资历，能力和天皇的信任克服了山县们制造的日军的种种缺陷，把政治和军事紧紧结合在一起，战略为政略服务，从而最大限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其实应该说日本赢的是很侥幸的，不管大清在军事上打了多少败仗，只要再抗击几个月，那时候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就没人知道了。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只要”这一说，只能让无数后人掩卷兴叹。
那么，日俄战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九）
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大赌博中赌赢了。赢在他有绵密的计划，清楚的目的和全国一体的作战方式。
伊藤博文以其自身的威望，资历和天皇对他的信任，克服了山县有朋造成的政治军事，军政军令和陆军海军这三个二元化，赢得了这场战争。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对汉文化造诣很深。其实不仅是他，当时整个日本上流社会对汉文化都是很精通的。所以他们能够克服日本军队轻视情报参谋的劣势，正确地判断了大清国可能的反应和西太后，李鸿章等人可能采取的策略。再者甲午战争的规模不大，延时也不长，靠在朝鲜半岛的掠夺和抢劫就能弥补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大清国的对应过于拙劣才使日本很侥幸地赢得了战争。尽管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以至被全歼，但是清军如果敢于在直隶平原和日军主力展开决战（就像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所计划的那样），最后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起码和谈时的条件会改善不少，就像日后日俄战争的和谈那样。
说句老实话，其实老天待大清不薄！甲午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几乎占日军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有人会问，没听说过日军在甲午之战中吃过什么大败仗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是老天爷在帮大清的忙，日军死残中九成以上是病死的，脚气，痢疾，鼠疫，霍乱和冻伤要了那帮鬼子的命。老天在大清一边，可是大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
为什么大清不能再坚持一下？
那么日本人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学到。山县有朋在战时被伊藤博文耍了个痛快，正憋着一口气要找回场子来呢，如何肯把功劳记到伊藤身上，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个场子怎么找呢？人家有办法，他鼓捣天皇成立了一个所谓“元帅府”，内设四名元帅：第一名当然是他山县有朋本人；第二名是原陆军大臣，甲午战争时的第二军司令官，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大山严；第三名是皇族将领，甲午战争时的参谋总长，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最后一名是海军的西乡从道。这位西乡从道就是前文所说的西南战争兵败自杀了的“贼军”首领西乡隆盛的亲弟弟，不仅如此，大山严也是西乡隆盛的小舅子！由此看来可能日本人不太划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什么的成分，您能想象西太后老佛爷会重用肃顺亲王的亲弟弟和小舅子？
这个元帅府不是政府衙门，只是一个天皇的咨询机关，有点象现在时髦的think tank，他提出来的意见也没有专门的政府衙门去负责落实执行。有人要问了，这个元帅府有什么用？回答是没什么用。那只是山县有朋要加强军人地位来抵抗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强的文官势力的一个举动罢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您看四个元帅中，陆军就占了三个。剩下一个西乡从道虽然现在是海军，可原来是做过陆军卿的。就在甲午战争时，因为陆相大山严奉命出征，身为海相的西乡从道就干脆身兼海路两相，您说他到底是海军还是陆军？
海军被轻视到了如此地步，就只能忍气吞声？那倒不，海军们也不闲着，他们鼓捣出来了一个什么“军事参议院”。由元帅们加上陆海相，军令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大山严已经是元帅了）再把所有陆海军大将们拉来陪坐，想由此来和陆军抗衡。
大本营，参谋本部，军令部，元帅府，现在再加上一个军事参议院。这种床上叠床，屋上架屋的组织结构，现在是彻底没人能弄明白了。
伊藤博文干嘛去了？本来伊藤博文平时就不管军务，再加上他那几年正走背字，在对俄国策略上和其他人意见不合，都快被赶去“上山下乡”，发配朝鲜去了，过问不了中央的事。
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了他第二次大赌博：日俄战争。
甲午战败，大清赔了白银二亿三千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四百零五十万。日本花了战费日洋二亿，白赚一亿四千万。战争赔款中，分给了陆军五千四百万，海军一亿二千五百万用来扩展军备。
不光是日本成天惦记着朝鲜半岛和满洲，北边的俄国人也一样。不过俄国人惦记的顺序不同，俄国人是先满州后朝鲜。1900年（明治33年）俄国人借口义和团事件出兵15万占了东北全境，现在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就是那个时候的事。两年后的1902年虽和大清签了条约，答应归还东北，六个月一批分三批化一年半时间从东北撤军。但头半年过去了，一兵一卒未撤，还大有窥觑朝鲜的行动，要知道朝鲜国王高宗这时候被日本人追杀，就躲在俄国大使馆呢！俄国人要干的话，他可以制造出一个非常合法的政权来。这一下日本人可坐不住了。
坐不住管坐不住，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不就是才赢了一场甲午战争的日本吗？怎么就干和沙皇俄国叫起板来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大国排名是：超级大国英国，接下来才是一级大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现在牛皮烘烘的阿美利加合众国当时也就是仅仅被人看好而已。日本人又是抽了什么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不是，日本那时又拜了个老大。谁啊？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形容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欢庆日英同盟条约签订时说：“乐的就象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其实英国呢，也就是看着沙俄在中国的势力扩大不顺眼，又不好和沙俄翻脸，找只黄皮猴子帮他去斗斗北极熊。
条约也不是白订的，大英帝国也真帮忙罩着日本人。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亲自出马去忽悠那拨见了二就不认识五的德国人把威海卫军港都租给了日本人用。
有了这么一个了不起而又仗义的老大，日本人还怕什么？山县上次对伊藤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能拿下满洲一直还在耿耿于怀在呢，靠，这次就要干干俄国人。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
干俄国人？说起来简单，到具体了，怎么个干法？
1903年（明治36年）6月，总理桂太郎（前边说过，山县有朋的大弟子）建议天皇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的除总理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陆相寺内正毅，海相山本权兵卫（不是后来的山本五十六哦）外，还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严，松方正义（原大藏卿，第六代总理），井上馨（原外相）这五位元老参加。
甲午战争时的内阁是元老内阁，全员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能控制得住局面。而现在的桂太郎和他们比起来只是小字辈的。这么大的赌局不把元老们拉进来一起干，这要是弄砸了，他可担当不起。
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就山本海相反对开战。理由是朝鲜丢了也不影响本土防卫，没必要一定和老大帝国沙俄去对掐。可您要是以为这位山本海相是和平主义者那颗就大错特错了，此公原来不仅是朝鲜，就是“大陆权益”也是成天挂在嘴边的，要成立“六六舰队”的也就是他。（所谓“六六舰队”，是指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六艘组成的舰队）这位山本海相从来以满嘴跑舌头，前言不搭后语而著称，一切看当时情况对海军有利无利而言。但他看来，沙俄分驻在海参崴和旅顺的远东舰队没意思，打起仗来真有了功劳全是陆军的。海军犯不着为陆军的勋章卖力。
估摸着当时山本海相要是就知道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会傻乎乎地跑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来日本海送死的话，他那话可能就不是那样了。
这位山本权兵卫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当过两任总理，可运气不好，全都提前下台。第一次是第十六届总理，上台就把个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给废除了，出了一口对陆军的恶气。可是被人揭发出海军在采购武器时有人受贿，提前辞职下了台。2月20日上的台，4月16日就下台了，两个月都没满，里面还有一个只有28天的二月份呢！过了几年，又爬到总理大臣的位子上去了（第二十届总理），那次就更倒楣了。上任的前一天，1923年9月1日，来了一场“关东大震灾”迎接他，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