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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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北京真是不一样。首都机场附近是大片大片的空地，视野开阔，格局很大。而启德机场附近全是高楼大厦，空间非常局促。刚才降落的时候我从舷窗往外看，飞机居然从香港市区上空呼啸掠过，吓得我手心全是汗。听我邻座的客人介绍，启德机场三面环山，距离海港和市区又非常近，所有的飞机都只能从西面进入降落，不愧是世界十大危险机场之一。
飞机安全降落以后，我长出一口气，那枚珍贵之至的双龙小印残片，就在我身上。两版《清明上河图》的对决，将由这枚残片做出最后裁决。就算我出事了，它都不能出事。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内地，好在方震事先帮我打点好了所有的手续，一路顺顺当当出了关。我注意到，在通道两侧，已经张贴了京港文化交流文物展的海报，《清明上河图》占据了海报最核心的位置。距离文物展还有三天，可气氛已经炒得很热烈了。
我一出闸门，看到有二十多个香港记者等在门口，其中有几个我认识，在上海参加过对我的围追堵截。
此前我在上海当着他们的面，宣称我会带着真相前来。我的宣言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打假英雄打破沉寂，亲临鉴定现场揭发真相》，还有比这更有戏剧性的转变吗？公众本来就因为真假《清明上河图》公开对质而兴奋不已，我的宣言一发，这个话题变得比香港天气还要火爆。
这次我没有不耐烦地把这些记者推开，而是先整了整西装，先任凭他们拍了一通照片。然后我缓缓抬起手，他们立刻安静下来。
我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我此前发表了对《清明上河图》的质疑文字，但比较仓促，论证未臻完备。恰逢百瑞莲拍卖行宣布《清明上河图》真本现世，与故宫藏品孰真孰假，引发公众争议。我身为五脉的成员之一，秉承去伪存真之理念，有责任对这一争议厘清真赝。所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现在我手里已经掌握了辨别《清明上河图》真伪的决定性证据，这次到香港参加京港文化交流展，我将会在现场进行对比，正本清源。”
说到这里，我提高了声调：“《清明上河图》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所有中国人的伟大财富。我不会容许任何虚假来玷污它，无论以什么借口。”
记者们一起鼓起掌来。
这段讲话，是我事先准备好的。刘一鸣当初曾经指出，百瑞莲的计划里有一个破绽，他们为了破坏五脉声誉，将我推至一个很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高度，这让我成为一把双刃剑。
看看来迎接我的记者阵容就知道，如今许愿这个名字，知名度已经不逊于那些电影大明星。我在机场这一番大造舆论，会让我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届时公开鉴定，我的举动将会对结果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说得简单点，只要我手里有合理证据，公众就会认可我作出的最终判断。
记者们还要继续发问，我微笑着把手摆了摆，表示已经说完了，迈开大步走出候机楼。
这时一个车队耀武扬威地停到了大门前面，一水全都是大头宾士和劳斯莱斯。第二辆车停在我前面，从车上走下一个中年人，大背头，穿着打扮……嗯，就跟录像带里那些香港黑社会老大一个扮相。
“许先生，欢迎欢迎。”中年人热情地朝我伸出手，操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他见我在原地没动，拍拍头，“哎呀，一兴奋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姓王，王中治，百瑞莲的香港负责人。这次听说您亲自莅临香港，我们百瑞莲准备了接风宴，请您务必赏光。”王中治朝车里做了个请的手势，我才注意到，车子后排还坐着一个大美女，冲我抛了个媚眼。
一直处心积虑要搞垮五脉的百瑞莲，总算是露面了。我本以为他们各个三头六臂，神通广大呢，原来也只是普通人类而已嘛。王中治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把头凑过来压低声音道：“我们老板说了，一定要把您伺候得舒舒服服，您尽管吩咐。”
我后退一步，微微眯起眼睛，不动声色地端详着王中治。利诱这一套手段，他们已经玩过一次了。钟爱华曾经许诺让我担任一处拍卖行的主管，被我拒绝了，百瑞莲应该已经了解我的决心。他们现在突然跑过来示好，用意很值得玩味。
我揣测，应该是我在上海发布的那个宣言，让百瑞莲有点坐立不安。他们肯定能猜到，我从戴海燕那里得到了关键性的线索，并且拿到了足以翻转局面的底牌。但他们不知道那张底牌是什么，只好派人来试探我的虚实。
一直加在五脉身上的压力，现在开始悄然转移到百瑞莲的身上。
一句话，他们急了。
我咧开嘴，对王中治露出一个温和的笑脸：“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王中治连忙道：“有什么事？可以坐我的车去，我陪你。在香港，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呵呵，不用了。”我委婉地回绝，继续朝前走去。王中治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脸色有些阴沉：“许先生，你也许没听懂我的意思。在香港，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哦，那还真是让人佩服的。”我耸耸肩。
基督山伯爵不吃仇人家的任何东西，我也有必要遵循这个原则。我把略显惊愕的王中治推开，大摇大摆穿过这一大溜豪车的队列，到对面打了一辆出租车。记者们注意到这个小小的过场，扑过来又是噼里啪啦一通乱拍。
我在出租车后视镜里看到，王中治面无表情地做了个手势，然后坐回到车上。整个车队有意加速，示威般地超过出租车，扬长而去。司机探出头去啧啧称赞：“好大的排场——先生您去哪？”我靠在后排座椅上，跷起二郎腿，用笨拙的粤语说道：“玛丽医院。”
我没骗王中治，我确实有事。我得先去探望一下黄克武。
玛丽医院算得上是香港最著名的医院，别说香港人，就连我们这些看惯了香港电影电视剧的内地人，都听过它的名号。出租车一路把我载到玛丽医院正门，我没顾上多看一眼西博寮海峡和太平山的景色，直奔住院部而去。
我推开病房门，首先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的黄克武。他仍旧处于昏迷状态，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旁边几台我看不懂的仪器有规律地发着蜂鸣声。而在床边趴着陪护的，居然是烟烟。
“烟烟？”我有些吃惊。
烟烟抬头看到是我，先是揉了揉眼睛，站起身来一下把我紧紧抱住，下巴垫在了我的肩膀上。烟烟怕惊扰到黄克武，只敢咬着嘴唇嘤嘤地小声啜泣。细细的悲伤如同牛毛细针刺入心中，这比嚎啕大哭还要令人心疼。我笨拙地抚摸着她微微抖动的肩膀，一句话都没有说。在看守所里待了那么久，一出来就听到最疼自己的爷爷在香港病危，这对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姑娘来说，冲击未免有些太大了。
我们就这么无声地拥抱了好久，直到烟烟情绪缓和了点，我才问她怎么会跑来香港。烟烟告诉我，她一从南京看守所放出来，就听到黄克武的病情，当即联系方震，直接赶往香港来照顾爷爷。
“老爷子现在怎么样？”
烟烟道：“没恶化，也没好转。医生说他是情绪过于激动诱发脑溢血。好在我爷爷有武功的底子，不然很难撑过这一关。”
我侧脸去看黄克武。老爷子本来红光满面，可现在脸色却苍白得吓人，眼窝都凹陷下去，仿佛被抽光了所有的精气。自从五脉事发以后，刘一鸣在北京坐镇指挥，黄克武就亲赴香港冲锋陷阵。老爷子就像当年独闯豫顺楼一样，殚精竭虑，硬生生把一面倒的质疑扳回来。若没有他的努力，恐怕五脉连这个公开鉴定的机会都没了。
“都要怪那个女人，都是她害了我爷爷。”烟烟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询问详情。烟烟告诉我，黄克武那天约见几位文化界的主笔谈话，然后返回酒店休息。在酒店大堂，一个盲眼女人忽然叫住了黄克武。据随行的人说，黄克武当时面色一下子就变得很差，立刻和那女人走到一旁。两人没交谈几分钟，忽然“当啷”一声，一件瓷器从黄克武手里跌在地上，然后他就捂着胸膛倒下来。那个女人在一片混乱中悄然离去，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相貌和素姐一模一样。
“喏，这是那个瓷器。”黄烟烟递给我一包碎片。
我一看就知道，这就是素姐托我送给黄克武的那个小水盂。他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什么难以解开的纠葛，才能让黄克武精神如此坚韧的人，都遭受了重大打击，连这么个小东西都拿不住。
百瑞莲可真是太阴险了。黄克武在香港的游说对他们的计划非常不利，但他们又不敢动手除掉他，只能用素姐去影响他、打击他。老人是自己得的脑溢血，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嫌疑。
我轻轻叹了口气，归根到底，黄克武弄成这个样子，都是我的错。如果我从一开始没被仇恨蒙了心，他根本就不必跑来香港。如果我早点查出《清明上河图》和当年豫顺楼一战的联系，黄克武说不定早就把实情讲给我听，就不必躺在这张病床上，有口难言。
“黄老爷子，对不起，对不起。”我握起他苍老如树皮般的手，喃喃说道，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
“你这个混蛋，这些天都跑哪里去了？”烟烟站在我身后，轻轻地用拳头捶了我一下。
“一言难尽呐……”我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我之前的经历。烟烟安静地听着，时而皱眉，时而轻笑，听到我夜闯戴海燕宿舍的时候，还无奈地摇了摇头，伸出手去掐了我手臂一下。
我讲完以后，满脸愧疚地说：“归根到底，这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祸事，烟烟，对不起。”
我本来预料她会痛斥我一顿，可她只是平静地问道：“那你现在拿到底牌了吗？”我点了点头。烟烟把我的衬衣衣领整了整：“我爷爷说，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有勇气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有能力去纠正它。你如果真觉得惭愧，就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替我和爷爷把那些混蛋狠狠地揍趴下。”
她的眼神闪烁，悲伤中带着坚毅。我摸摸她的脸：“一定。”
病院里不能待得太久，我叮嘱了烟烟几句，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刘局和方震已经率队抵达，我得先跟他们汇合。
我走出玛丽医院大门，一路思考着该怎么筹划下一步行动。这时从左边的马路上冲过来一辆面包车。它速度很快，我连忙向后退了几步，没想到面包车在我面前一个急刹，侧门一拽，从里面冲出来三四个戴着头罩的家伙。我猝不及防，被他们一下子拉上车，随即眼前一片漆黑，大概是被什么东西套住了头。
我听到车门“咚”地一响，然后车子开始疾驰。我挣扎了几下，脑袋上突然挨了一记，随即不省人事……
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废弃的屋子里。我的双手被绑在一把破旧的不锈钢椅子上，四面墙壁的霉斑勾勒出种种奇妙的花纹，好似楚地墓室墙壁上的图腾。我的头顶是一盏忽明忽暗的白炽灯泡，发黑的铁窗框外是一片奇特暧昧的昏暗。整个房间就像涂满了锈蚀了几千年的青铜锈。
屋子外进来两个人，我定睛一看。进来的人一老一少，老的是王中治，少的是钟爱华。两个人的表情因为光线缘故，显得有些晦暗不明。
“许先生，我告诉过你，在香港没有我办不了的事。”王中治开口道，还是一副彬彬有礼的腔调。我嘿嘿地笑了起来，王中治道：“有什么好笑的？”
我仰起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