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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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先——中山靖王刘胜。说起来，这场政治风暴的导火线，却还是因为卜式的主动请缨。
卜式因为这次行为，再次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又兼他在齐国为官多年，政绩卓著，这样的好干部，当然也就要提拔到中央里来。就在这场“大清洗”运动后不久，卜式被提拔为御史大夫，成为此时汉帝国的高官之一。汉武帝又特意“明告天下，使明知之”，此时的卜式，已经成为汉帝国出名的“爱国标兵”。
【三】
官升御史大夫，标志着卜式获得的荣宠，已经到了极点，但是他和汉武帝的关系，也从此开始恶化了。
卜式和汉武帝之间的交恶，主要在对经济改革的不同态度上。
前面说过，当时汉武帝的经济大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包括盐铁官营，向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币制等政策，都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比如西汉掌握财政的大司农颜异，就是因为反对钱币改革，竟然被加了“腹诽”的罪名杀害。虽然酷烈如此，但是反对经济改革的“暗流”仍在，汉武帝几次要求商人们出钱捐助国家，都应者寥寥，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整个商人阶层对汉帝国财政政策的抵触。所以，提拔卜式为御史大夫，是因为汉武帝认为卜式是经济改革政策的支持者，足够压制反对派。但事与愿违，卜式偏偏是经济改革政策的反对者。
其实卜式对经济改革的反对，也是有限度的，他并不反对当时汉帝国实行的调整税收，增加商业税的各项政策，这确实是增加国家税收的重要手段，卜式反对的，是经济改革中的暴利政策——盐铁官营。盐铁官营的实施，在当时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虽然商人们反对连连，但是国家从中收取了大量金钱，并且支持了国用，因此主流的士大夫们，对此还是积极赞扬的，真正看出其中潜藏问题的，还是卜式。卜式做御史大夫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奏直斥盐铁官营的隐忧，他认为国家对盐铁业管得过死，一切的经营权利都由朝廷掌控垄断，带来的结果，就是铁器质量的下降，而且因为国家将制铁业收归国有之后，同时也把盐铁的定价权收回了国有，带来的结果，就是铁器的价格过高，导致老百姓根本无力购买，而政府又强令老百姓购买，这样就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长此以往，甚至会激起民变。针对当时汉帝国难以遏制的物价上涨问题，卜式认为，问题的症结，也在于当时政府大张旗鼓实行的船税政策，征收船税原本没错，但税率过高，增加了商人的负担，为了弥补损失，商人们也只有提高商品的价格。卜式还认为，如果商品价格的上涨，超过了老百姓的个人购买能力，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
应该说卜式的这些观点，从后面发生的事实看，都是准的离谱的。盐铁官营的实行，确实挫伤了钢铁业的生产积极性，导致铁器质量下降，不但民间铁器质量下降得厉害，就连前线军队用的武器，质量也下降得惊人。而且铁器的摊派购买，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汉武帝统治的后期，老百姓之所以扔下土地，纷纷逃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具的价格远远超过了种地的收益。而汉帝国在这一点上，采取的是强制摊派的做法，每家每户每年买多少铁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就算用不上也要买，钱是必须要交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汉帝国老百姓的负担越发沉重，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
卜式的这些看法，自然得罪了当时朝中的改革派，尤其是这场改革的倡导者桑弘羊，当时在朝堂上，桑弘羊曾经几次和卜式发生争论，桑弘羊洋洋自得地声称自己“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卜式却斥责他“只追小利，不识大体”。可桑弘羊这时候是汉武帝的宠臣，得罪了桑弘羊，也就等于得罪了汉武帝。与此同时，卜式还向汉武帝提出了“还富于民”的主张，即在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应该适当地把国家的税收，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尤其是要补偿各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些主张无非是在挑战汉武帝的忍耐底线，但念在卜式几次毁家纾难的义举，汉武帝并没有对卜式进行太多惩罚，只是在公元前111年，把卜式从御史大夫改成了太子太傅，这个任免决定可以说是明升暗降，表面上卜式的地位上升，其实被剥夺了实权。
但卜式还在继续得罪汉武帝，特别是在他担任太子刘据的老师期间。卜式多次向刘据灌输养民的思想，得到了刘据的认同，刘据在做太子的后期，多次提议汉武帝减少战争，发展生产，引得父子交恶，源头就在于此。在做太子太傅期间，卜式做的另一件“雷人”的事情，是在公元前110年。因为连年干旱，卜式趁机上奏，请求汉武帝杀掉此时炙手可热的宠臣桑弘羊，他认为正是桑弘羊惹得天怒人怨，对卜式的这个奏疏，汉武帝自然不接受，但是也没有处罚卜式。卜式就这样在太子太傅位置上得到了善终，关于他去世的年份，历史上的记录很混乱，大多是说在长安动乱之前，所以说他还是很幸运的，如果他活到了太子刘据叛乱时，很可能会被汉武帝灭族。
卜式的人生虽然简单，但是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即“养民”思路，在他一生的各种奏章中，他疾呼最多的，就是国家要“还富”“藏富”于民，即用国家的经济储备，给予老百姓充足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收入的增加。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是不被汉武帝所接受的，终其一生，汉武帝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爱国的楷模。但是在他的身后，特别是两汉之后，他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统治者所采纳，比如北宋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就是脱胎于此，而明朝的“优老之礼”等福利政策，也与卜式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说过，从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打败匈奴后，战祸连年的汉帝国，其实面临着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在桑弘羊和卜式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面前，志在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却选择了前者。如果他可以重新再选择一次的话，汉朝最后平灭匈奴的进程，也许会顺利的多，历史，恐怕也就是另一个写法了。
第十四章 赵充国，昭宣中兴第一将
汉武帝刘彻打了一辈子匈奴，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彻底将肆虐中国北方百年的匈奴斩尽杀绝，虽然有漠北之战重创匈奴的伟业，但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并没有彻底解除。在公元前100年之后，随着老一代抗匈名将的陆续作古，西汉帝国的军将阶层，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态势，继任大将军的李广利，才能比卫青霍去病都相去甚远，3次远征匈奴，除了第一次打了个平手外，第二次大败亏输，第三次先胜后败，7万大军全军覆没不说，其本人在被匈奴俘虏之后更没气节，膝盖一软就当了汉奸。如此痛心局面，也让晚年的汉武帝心灰意冷。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忏悔自己好大喜功的错误，停止对匈奴的战争，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休养生息上来。至此，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最终停止，筋疲力尽的汉帝国，也重新开始了休养生息的过程。虽然对汉武帝来说，这个抉择晚了整整30年，但毕竟也是关键的。
但匈奴人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尤其是李广利全军覆没之后，常年在汉朝打击下惨遭失败的匈奴重新嚣张起来。此时匈奴在位的狐谷鲁单于志得意满，竟然向汉帝国下书，自称匈奴是“天之骄子”，要求汉朝恢复汉高祖时期开始的“和亲”政策，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对于这种嚣张态度，汉武帝并未计较，只是命令边关严加防御，并不主动出击。对于打了一辈子匈奴，性格强硬的他来说，内心的愤懑无奈，可想而知。公元前87年，在位54年，一生“大有为”的汉武帝，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就在他去世的同年，匈奴发动了对汉朝五原、张掖、酒泉等边塞的侵扰，杀掠无数。但所幸的是，此时匈奴对汉朝的山西、河北等传统边地，早已经鞭长莫及，主要的侵扰对象变成了新开发的河西地区，因此对汉朝传统北方经济区破坏不大。
但一生功过与匈奴连接在一起的汉武帝也许并没有想到，就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弥留之际还在对近臣霍光感叹“国无能将”的无奈时，一颗新的将星正在冉冉升起，他的出现，将亲手解决汉武帝念念不忘的匈奴问题，给苟延残喘的匈奴汗国以最后的致命一击——赵充国。
【一】
比起西汉抗匈的众多名将，赵充国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
赵充国是甘肃天水人，从年轻时期从军开始，他就是个很特殊的军人。汉朝的军人大都文化程度很低，像卫青那样粗通文墨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但赵充国却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从当小兵开始就喜欢兵法，一本孙子兵法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几乎做到手不释卷。他功夫也练得好，从小精于骑射，因为作战素质高，他军事生涯的起点也高，15岁的时候，就被调入到一支特殊的部队：虎贲军，直接领导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汉军神霍去病，参加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就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征河西之战。他跟随霍去病千里大穿插，重创匈奴河西二王，对霍去病精彩的用兵方略，也从此了然于心。河西四郡成立后，赵充国受命在当地屯垦，全家移居到青海西宁地区，也正因如此，他错过了著名的漠北之战。之后赵充国扎根边疆，安心工作，兢兢业业戍守边疆，他的扬名立万，开始于他37岁那年。
这一年的赵充国，终于等到了再次出征的机会：汉匈战争风云再起，继卫青后担任大将军的汉武帝另一个“舅子”李广利，奉命率军从酒泉出发，北击匈奴。作为河西地区屯垦军官的赵充国，也奉命随军出征，这时期的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下级军官，跟随的军队，统帅不再是战无不胜的霍去病，而是汉朝军事历史上著名的草包李广利。这样的条件，想建功立业，那是相当的难。
李广利这个草包，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是昌邑哀王（刘髆）的舅舅。虽然同为外戚，可李广利比起之前的卫青霍去病差了十万八千里。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外戚统帅横扫漠北，打得草原悍狼匈奴嗷嗷狂逃，大概是受了卫霍二将军横扫千里的鼓舞，汉武帝在其晚年似乎患上了“外戚依赖症”，认为只有外戚才是最好的统兵大员，同为汉武帝大舅子的李广利就这样平步青云，在卫青去世后接替了大将军的职务。但李广利面临的是比卫青好得多的形势：强大的匈奴早已威风不再，西域的小国更实力有限，以汉朝强大的军力和国力，放在他手上不是指哪打哪吗？可问题是李广利实在不是这块料。在这个历史时刻，李广利这位庸才粉墨登场，差点把汉匈战争的大好格局都赔进去。
汉武帝晚年三征匈奴，一心要把匈奴赶尽杀绝，可李广利实在让他失望。第一次征匈奴，李广利率3万大军在天山大战右贤王，先胜后败，被匈奴人重重围困，险些脑袋搬家。比起霍去病1万铁骑横扫河西的壮举，李广利真该惭愧到家。不过这次毕竟面对匈奴优势兵力，还算情有可原。第二次征匈奴，汉武帝动了血本，把21万大军交给李广利，与匈奴单于10万大军在蒙古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