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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6部分

小说: 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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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三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熊向晖即日便开始上班。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3节: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2)

情况万分危急!熊向晖很快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位于新华巷一号的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党中央根据情报果断地作出放弃延安的战略决定,在陕北山区与国民党军队玩起了捉迷藏,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有情报工作的保障,尽管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我军总能一次次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所说:“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报的泄密,导致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破产了。毛泽东大赞情报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午宴招待投诚的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4节: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随笔、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过,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头”的作品,他曾计划写六部长篇(其中三部是长篇小说)。

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与以多部长篇小说驰名世界文坛的高尔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

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提纲拟订。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玄宗授意军士杀死贵妃结束。全稿二十余万字,分十八个章节。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挚友许寿棠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刘继兴在《鲁迅书简》中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记载:“我为了写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见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十五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的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他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曾向冯雪峰透露过,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开始,写到30年代为止,并且“腹案”已形成,只等落于笔端了。鲁迅还对夫人许广平讲过,前两个“大的东西”因故未能做成,这次拼老命也要写就。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因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为知己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语即可看出。知己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鲁迅痛失知己的悲伤和对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到的。痛定思痛,鲁迅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编印遗著《海上述林》。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长篇小说外,还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对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巨著《克里木·萨母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鲁迅还念念不忘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结构庞大,他曾对人说,他一生投入写作,这部书也只能写到宋代。为此,他作了一些准备,订购一批有关书籍。此外,鲁迅还想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字变迁史》。

天妒英才。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六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如鲁迅能多活几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这些长篇大作,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5节: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

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

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喜欢看历史上的演义类小说。对于民国年间问世的小说,毛泽东也非常关注。他最看重民国小说家李健侯先生,很喜欢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式的巨著,也是民国年间成书的最成功的一部历史小说,主要反映了李自成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带领起义军起自陕西,横扫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十六年之久的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是陕西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后人,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以及陕北的绥德做过官。李健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因家境富裕,不事农耕,放浪形骸,平时居家读史、绘画,悠闲度日。父亲死后,李健侯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到家乡米脂县。1934年,李健侯应聘参与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米脂县志》,同在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李鼎铭是同事。

在各地游历期间,李健侯收集了许多有关李自成起义反明的材料,尤对李自成为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的品德,及其诸多的英雄业绩,非常钦佩。李自成的这些优点,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明史》都不得不如此记载他:“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回米脂县志局供职后,他又搜集了不少有关李自成的珍贵史料,对这位历史上了不起的起义军领袖的景仰之情更深了一层。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媲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见《永昌演义·自序》)

李健侯立志为李自成写传记,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参考了六十多种古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

1926年,他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为写成此书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四十回,约三十八万多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

20世纪40年代初,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1942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

当年毛泽东曾亲自嘱托秘书,逐字抄存了这部书稿!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的抄存本,可见毛泽东对之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由来已久。1910年秋,十七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学校读书,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少年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他的话终于说服了小表弟。

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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