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那些新鲜事儿 (完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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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
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
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
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
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
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
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
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
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
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
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
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
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
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
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
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
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
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
二、顾炎武与《日知录》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了,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誓死不受清朝俸禄,说完闭上了眼睛。
顾炎武痛哭着安葬了继母,准备离开家乡投奔鲁王,但还没有动身,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后来顾炎武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的队伍,但终因势单力孤,没有成功。
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如果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
昆山有个地主叫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举报顾炎武“通海”。顾炎武于是被清政府抓进了监狱。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
对于顾炎武的难处,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愿意保他出来。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后来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不可,朋友不肯,顾炎武就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示表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但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到北方去游历。他去北方游历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是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
顾炎武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籍,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加丰富充实了。
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各地来回奔走。他把一腔的苦闷倾注于学术研究中。旅途上,手不释卷。在马背上展卷低吟;旅馆中挑灯圈点,勘察地形,寻找地名的沿革。其间,他完成了《营平二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冒平山水记》等一批重要著作。
晚年,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用纸笔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除去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
这部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
1679年,康熙命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修撰《明史》。顾炎武谙熟明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熊赐履自知很难胜任,便请顾炎武的外甥清朝重臣徐学乾从中斡旋,聘请顾炎武入馆给予襄助。顾炎武不给任何人情面,再一次坚辞拒绝,非但自己不参加,而且规劝熊赐履也不要做这种违心的屈笔之作。
在康熙开设“博学鸿辞科”时,有人想推荐他应召博学鸿辞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之。”
1682年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跌落下来,次日凌晨,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辞世,他简单的行囊中除了未完成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
顾炎武是一位主张“经世取用”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浓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脍炙人口。他倡导的力戒空疏,注重实用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王夫之与《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1692),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夕堂,别号双髻外史,一瓢道人,更名壶。湖南衡阳人。
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曾中举人。明亡后,在衡山举义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退,辗转于湖南、广东一带,最后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