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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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史料来看，朱允炆在历代君主中，身上负面的东西不太多，但说到底，明朝帝座上坐着的究竟是谁，这件事本身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朱允炆坐得，朱棣坐坐又何妨？谁坐那个位子，都是朱家的皇帝，都无改乎那权力的本质，旁人犯不着拥护一个，反对另一个。
就此论，朱棣撵走朱允炆、夺了金銮殿，本无所谓对与错，只要这种改变对国家、人民和历史不带来损害或问题，就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
撇开朱允炆这个人具有一般帝王身上某些不多见的积极面不论，他的被推翻，也反映出极权制度已发展到令人悲绝的地步。如前所述，“靖难事件”可以说是由朱元璋一手造成的，是其咎由自取；而进一步看，则是中国古代帝权这种国家权力形式，到朱元璋手中完完全全发展成“家天下”之后，所必然要有的恶果。
虽然“天子”这丑陋的事物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许多许多年，虽然社会权力一直越来越远离“公”的范畴而向“私”的范畴集中，但是，权力变成彻头彻尾“大私无公”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他完全视权力为自家私有之物，不容他人稍稍分享。为着这极端自私的权力观，他尽戮功臣、裁撤中书省、使军队与将领相脱离、用诸王子为藩镇……这些措施，固然可以让他所视为一己之私的权力杜绝被社会或他人分享，然而恰恰也造就了朱棣那样的野心家，以及自家骨肉相残的局面。
我们当然不去为朱允炆被亲叔父所推翻而叹息，但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极端自私的权力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而扼腕。朱棣篡权这件事之所以罪恶，实质不在于叔父干掉侄子、自己去当皇帝，而在于它宣示了极权制度必将鼓励、煽动人性中最坏的那些东西，诸如贪婪、残暴、迫害、奴役和独裁。
明朝一亡，黄宗羲即写下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原君》。非有明代的三百年历史，出不了这种文章。汉唐不能出现，甚至宋人也还写不出，必经明朝历史之后，才能达到像黄宗羲这样痛切的认识。文章所探讨的，是权力这事物如何从远古的“天下为公”，异化到当下的“家天下”。它抨击了君权的理念：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32｝
这段话，锋利无比，每一个字都直捣君权邪恶之要害。至若“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至废孟子而不立【朱元璋曾因孟子的反对“独夫”的民本思想，下令撤去孟子配享牌位，并删订《孟子》】”，“而毅宗【崇祯皇帝朱由检】之语公主【长平公主】，亦曰：‘若【你】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等句，更将矛头直指朱明皇室。
黄宗羲指出，这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极端主义君权，是拿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因为独霸一切，结果也就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一人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也许写这些话时，黄宗羲脑海里就曾想到过朱允炆的悲剧。
朱允炆的悲剧，纯粹是制度的悲剧。就个人品质来论，他并不该被推翻赶下台。关键是，他所继承的权力，既过于诱人，又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朱允炆与祖父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之间，天然存在一种矛盾——一个缺乏“独夫”素质的人，被安排到了“独夫”的位子上。这非但可悲，且尤荒唐。于是，另一个人杀了出来——他迟早会杀出来——这就是朱棣。那“独夫”式的极权，既令朱棣垂涎三尺，他自己又生性极适合这权力。于是，朱允炆时代短短四年便迅速崩溃。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接班人，但他所设计的权力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最正确的接班人人选。
罪恶是一种本质性的力量。
罪恶一经种下，就将同生命一样，要生长，而且无法遏止。
从朱元璋设计的极权体制，到朱棣取代朱允炆充当这种权力的继承人，有必然性。从朱棣攫取这种权力，到他发展、完善之，将其进一步推向极致，也有必然性。
朱元璋庙号“太祖”；朱棣起初的庙号是“太宗”，后来嘉靖皇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这一改，改得大有道理。因为到了嘉靖年的时候才看得越发清楚：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朱元璋只是创始者和奠基者，并非完成者；朱棣对这一权力形态的完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嘉靖皇帝才不仅将朱棣放到与朱元璋并为二祖的地位，而且用了一个“成”字来评价他的贡献。
成就的“成”，成功的“成”。
他的成就是什么？成功又在何处？
当然不仅仅是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南京，将侄子朱允炆赶下龙床。毋宁说，当他终于一屁股坐在宝座上时，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合法性”的梦魇
虽然空前的极权，刺激、诱惑并催生了朱棣这样一个人物，虽然事实证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体制的合格继承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毕竟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得到了似乎原本天生就该属于他——或者说只有他方与之相配——的权力；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权力越是来得不合法，他就越会想方设法、调动一切手段来强化这权力，结果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发，将各自的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帝权的最高阶段，便以这怪异逻辑找到了自己完美的代言人。
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虽非不费吹灰之力，但确实颇为顺利，就像两个不同重量级的拳手之间的较量一样没有悬念。
他称帝的真正障碍，不是朱允炆，而是“合法性”。
当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为他打开城门之时，战争结束了，然而朱棣却意识到，现在他才面临着真正严峻的考验。作为胜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欢迎、拥戴和臣服。他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承认。史料为我们揭示出朱棣进入南京城时所遭遇的尴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过百十号人，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33｝，这还不包括自尽者、被捕者。假如置换为现代民意调查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民意支持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
朱允炆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原因。万历年间，李贽于《续藏书》借评述方孝孺其人之机，极大胆地在同洪武严政相对照的意义上，称赞建文的四年之治：“盖【洪武年间】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比朱元璋为严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阳春，乃至说他善始善终地（“专一”）只把温暖带给民间。这个说法应不过分。朱鹭在其诗《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里写：“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严霜，指朱元璋；天命虽新，指朱棣上台。诗句中对朱允炆怀念之意甚浓。
不过，这是较次要的原因。虽然古代因为“人治”的习见，对贤君心向往之，但朱棣之不受欢迎，却不可以这样简单地归结到对他们个人品质的爱嫌。
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有自己的政治理性。它反映在若干原则上，例如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这些原则，基于儒家对心目中政治秩序的诉求，关乎它所理解的国家根本和大体，是不可破坏的，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也是优先于道德标准的最高标准。
孔子在世时，即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这种秩序，他在七十岁左右的高龄，完成了毕生最后一部著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34｝此书之作，即为正名分、立褒贬，司马迁评曰“以绳当世”｛35｝，近人则称“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为最高标准”｛36｝。孔子自己有一句话：“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对此，经学家刘熙解释为：“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意即《春秋》树立了一个标杆，明确了应该怎么做，和不可以做什么；为此，有人会拥戴，也有人会怨恨。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标杆呢？说到底，就是制度，是任何情形下国家政治都不能被侵犯被破坏的礼法——甚至当从道德层面可以得出相反结论的时候。比如暴君被杀，依《春秋》的书法，也仍旧要用“弑”字，不能称“杀”，《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曾记“莒人弑其君密州”，这件事，实际上是莒国国君为其人民所共弃，但《春秋》坚持称“弑”，因“弑”字当中，保留了以下犯上的意思，这层意思在孔子看来必须申明，哪怕那暴君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国家体统仍是要坚持的。所谓“春秋笔法”，实际上就是借对历史事件的书写，形成评价，建立一套理性的政治原则。例如：吴、楚两国国君已称王，《春秋》仍坚持周天子所予封号，称“子”。公元前631年，晋文公很不客气地以霸主身份将周襄王召至河阳、践土（古地名，在今晋豫一带）接受诸侯朝拜，这是严重违反礼法的举动，《春秋》于是记为“天王狩于河阳”，因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狩’”｛37｝。用这种记述方式，捍卫他认为绝不可以动摇的秩序。鲁惠公死后，嫡子（后来的鲁桓公）年幼，因此由继室之子暂摄君位，这就是鲁隐公，《春秋》对此事，很严格地写作“元年，春，王正月”，虽然确实发生了新君即位的事实，但在文字上绝对不用“即位”字眼，只用“元年”来表示发生了执政者的交替，这样死抠字眼，在于强调忠实于程序的合法性。
这种政治理性，经过一千多年来从汉儒董仲舒到宋儒程颐等的深入阐释，到明代在士大夫心目中已根深蒂固、不容移易，构成他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概念。
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嘉靖初年那场极激烈的“大礼议”。当时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去，无子，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成为嘉靖皇帝。他在当皇帝的第五天就下令讨论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亦即想给父亲追加皇帝名号，一下子引起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根据礼法，作为入继者，朱厚熜继承皇位的同时，便自动以孝宗朱祐樘为父（朱厚熜与朱厚照同辈），现在提出给本生父上皇帝尊号，实际上就成为“继统不继嗣”。以我们今人的眼光，可能觉得这种问题无关痛痒，而在当时，却事关皇帝权力由来是否合法的大节。于是由首辅杨廷和带头，满朝士大夫奋起抗争，双方僵持三年之久，最后演变成“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位官员，以相当于现代静坐示威的方式，跪伏在左顺门外，务求皇帝纳谏，嘉靖几次传旨令退去，皆不听，仍跪伏喧呼。嘉靖帝大怒，出手镇压，除当即逮捕一百四十二人外，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戴罪听候处理；七月十七日，命所有参与此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去俸禄，五品以下俱处以廷杖，受廷杖者人数达一百八十余人，其中，死于杖下者竟达十七人。
由“大礼议”我们清楚地看到，明朝一般儒家官僚心中对于“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