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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5部分

小说: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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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被带往各国的物资主要有丝绸、瓷器,此外还有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茶叶、货币、历法、衡器、书籍、药材等等,世界从中受益匪浅。然而,这并非有意识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做法,而是朱棣出于“示中国之富强”的动机,阴差阳错、无心插柳的结果,至于他想得到的,同样也绝不是对中国文明有所补益的东西,而是他个人的虚荣,是体现这种虚荣的稀奇古怪的贡品。郑和下西洋的效果开始显现后,这类东西就跟随前来觐见的外国使团,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在《明实录》中,我们不时可读到这类记述:例如永乐十三年十一月,麻林国等“番国”敬献麒麟、天马、神鹿,朱棣特意在奉天门举行接受仪式,群臣称贺:“陛下圣德远大,被及远夷,故致此祥瑞!”耗费巨资,近二万八千人规模的庞大船队,送去多少吨“援外物资”,不过是为朱棣换回来这些“祥瑞”!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进步,并未产生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对于欧洲那样的作用,此第四辨也。

另外再提两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纯属个人的观点:

一、这件事的确显示出当时中国仍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之国家。但是,中国的先进与强盛并无须由这样一件事来证明。即便没有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先进与强盛——这主要得力于自秦汉以来卓越发达的农业技术与文明、基本维持着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当时最富效率和人性化的儒家伦理——中国在中古世纪领先于全世界的地位,同样无人能够抹杀。

二、我佩服作为航海家的郑和和他的船队,但不佩服朱棣。荣耀,只归功于勇敢挑战并成功战胜了大自然的实践家们。其次,这荣耀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整个人类,如同阿姆斯特朗作为登月第一人,不仅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人类一样。15世纪初郑和船队的业绩,是不亚于20世纪人类征服太空的业绩。只有在这意义上称道郑和下西洋,才真正凸现了它的伟大性。

「迁都北京」

朱棣所以动心迁都,不外三个原因。第一,据说他对南京没有什么好印象,进入南京时,臣民对建文帝普遍的忠诚、对他本人的冷淡,令他很不舒服,而此后为威慑人心的一系列屠戮虽将反对、不合作的局面强压下去,却更进一步败坏了他的声誉;北京,则是他长年就藩的旧国,也是他的崛起之地,“群众基础”不错——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第二,作为背负篡弑恶名的非法夺取皇位者,朱棣自登基起一直到死,实际上毕生在为恢复名誉而奋斗,他不能做一个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守成之君”,必须创下“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虽然得位不正,却远比理所当然却平庸碌常的合法继承者更有雄才大略,亦即国家到了他手里,更辉煌、更有前途,他脑子里一直缠绕着这念头,所做每桩事皆以此为出发点,重建北京,一方面本身就是好大喜功的表现,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便于筹划和实施此后数次对蒙古人的北征——一句话,他将以北京为基地,干一番平定宇内、拓疆辟地的大事业。第三,迁都北京,还涉及一个更深密的谋划,当年朱元璋建藩边地、屏翼帝室,结果诸藩拥兵自重,并终于酿成“靖难之乱”,朱棣本人就是这种现实的直接受益人,他对“塞王”之弊最清楚不过,现在他自己做了皇帝,势不容悲剧在自己或其子孙身上重演,他想出的办法是,将“塞王”内迁,军事实力最强的宁王(就藩大宁,在北京东北方)首当其冲,次则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国家正北防线为之空虚,他的对策则是“以己寘【填】之”{124},亲自坐镇北京以应付边患危机。

促使朱棣迁都的这三个原因,它们所占比重分别排一排的话,我的看法是,削弱藩王实力为第一,好大喜功为第二,摆脱在南京的不快为第三。

朱元璋在定都问题上,曾颇费斟酌。他打下金陵(南京)后,在那里当了吴王。后来统一全国,究竟选择何处为京师,暂定南京,考虑来考虑去,考虑过开封、洛阳和长安,十年后(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宣布南京为“京师”。因此,说朱元璋对南京情有独钟,认定明朝都城只能建在南京,不是事实。

不过,朱元璋对南京并非情有独钟,不代表他会选择北京。在南京以外的数种考虑中,北京不在其内。朱元璋以光复汉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这在当年他以徐达为统帅发军北伐发布的文告中表露无遗:“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125}朱元璋提的这些口号,连清末革命党人也还在用。他是以中国被元蒙统治为耻辱的,而元大都则正是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在灭元之后,他特意将大都改名“北平”,取其“平定北虏”之意(无独有偶,清亡后,国民政府亦将北京改名“北平”)。基于这样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断不肯将他的汉族政权中心设于曾经的耻辱之地。同时,他在南京、开封、洛阳、长安之间斟酌,亦是沿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华之统”这一思路来做定夺。考虑开封,纯粹因为它是明以前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所在地(南宋的临安属于沦陷之后的偏安之地,不算数),但从地理形势和位置考虑,实在不佳,故而放弃。洛阳、长安,则是千年来“中国”最正统的建都之选,朱元璋很想延续这样的历史,但也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最后定于南京,可以说是朱元璋既坚持恢复“中华”、又“与时俱进”通盘考虑的结果。除了地理与“王气”这方面的考量(对此,刘基、陶安、叶兑、冯国用等许多人,早就做过各种论证,说金陵虎踞龙蟠,兼有长江天堑,相当得天独厚),金陵自三国时代以来,也有多次做国都的历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统治,大部分时间没有沦于异族之手,“中华”文明传统保存得比较好一些。至于“与时俱进”,实际自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从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商周秦汉之际北方的发达与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带为中心,渐成中国财赋之区和主要物产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集散地】”{126}。如抱着旧理不放,仍将国都建于长安、洛阳,固然颇能体现“中华”光荣传统,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与民力的问题将是严重的。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顺应历史变迁之举,有其必然性。此后,从明、清、民国至当代,国都之选始终在北京、南京两地之间,客观地说明了南京所具有的这层意义。

此外,还有一点。

定都南京,直接反映了朱元璋立国、治国的基本理念。朱元璋虽很愿意以民族复兴英雄自居,却并非一个头脑狂热者,更非好战黩武之徒。他的思想,混合了汉族中心主义的自大与闭疆自守这两种因素,而有趣的是,这两种因素把他推向一个结论:中国——此时“中国”的含义基本是指传统上的汉族国家——应该做的,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好日子。汉族中国的扩张,在汉唐两代达到顶峰,此后不仅丧失了这能力,似尤缺乏这样的兴趣。宋代版图是历来统一的中国最小的,也许因无力扩张。但朱元璋终于凭借武力击退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依势而论,他本极有资格以政治军事强人的姿态,做一番开拓疆土的美梦,但是他却选择了偃武修文。{127}他郑重地在亲自颁布的《祖训》里申明他的考虑,并要求子孙后代遵行不悖。他是这样阐述其理由的:四方诸夷【野蛮人】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边缘、局促而可怜】,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其地穷瘠】,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其人文落后】。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指包括蒙古在内的北部“蛮族”,对“中国”历来的威胁几乎全来自这里】与中国边境密迩【迩,近也】,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防备】之。{128}品味这些话,真是好玩至极——既骄傲自大又相当谨慎保守,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不免对他们担惊受怕。打个比方,就像被一群既穷而又爱撒野的邻居所包围的富人,心里很不屑,也很不安。把这些话通俗地翻译一下无非是:这一带唯独咱们生活富足,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去抢别人的东西,倒是四邻肯定对我们很眼红。他们如果来偷来抢,是他们自讨苦吃,因为我们有钱又有势,倒霉的必是他们;但倘若我们以富足之家,去跟这些穷鬼一般见识,惹是生非,也极不明智,属于自寻烦恼。所以,家人必须牢记:关起门,悄悄过自己的好日子,不许生事,不许仗势欺人;但过好日子的同时,也不要掉以轻心,特别对北边姓“胡”的那家人,更应提高警惕。这家人诚非“善茬”,多少次打上门来,将来恐怕也积习难改,咱们得学些武艺,用于防身。

由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调面世,不搞扩张主义,对周围“四夷”奉行和平外交路线,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边境,也以防御为本。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不征之国”,从东北的朝鲜、日本直到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半岛凡十五国,都在其列,独将当时横亘整个北方、西北方的“鞑虏”排除在外——但这也是以防万一敌人来犯,吾仍保留迎头痛击之权利,而非主动与之开战。

朱元璋的很多重大决策,均与这一基本战略有关。如分封诸皇子,坐镇北部边境;如明朝处理外交关系特有的“朝贡制度”{129};自然,也包括将首都定于南京。

南北朝以降,北方蛮族数次对中原的大举入侵,都受到长江这天然屏障的阻隔。严格地讲,这种特征在三国时期已凸显出来。正是这样,自那时起,长江已渐成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次实际充当分裂时期中国的分治线,或潜在地被寄予这种期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际势力也还提出过国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两边的设想)。作为决心采取守势的君主,朱元璋选定南京为首都是适当的。南京与北部边防之间的巨大缓冲地带,既是他的防御性战略所需,似乎也是一个退避三舍的标志,来昭示他无意扩张、“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治国思路。

朱棣将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论其他,先自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了朱元璋的基本国策。要知道,他是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指责朱允炆当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兴师问罪、夺取权力的,但实际所做,恰恰对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国方略加以反动。过去有句话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朱棣所为,正此之谓。

朱棣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迁都念头萌动到最后实现,他做了无数小动作,掩人耳目、后台操纵、暗渡陈仓、缓慢推进,总之偷偷摸摸、费尽心机,充分展示其伪诈的天性与天赋。

第一个小动作:永乐元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伙同几个人进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与“由”通】外藩入承大统,而于声迹之地皆有升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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