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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7部分

小说: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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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准备了那么久,万事俱备,臣等还能说什么呢?”似乎这次廷议没有一丁点反对的声音,只有几个傻乎乎不明就里的地方官——河南的左、右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和参议陈祚——联名上疏,强烈反对迁都北京,被朱棣直接打发到湖广均州农村当“佃户”{146},从此再无人出面表示异议。

曲线迂回十年,定都北京之事终得确立。名义上,北京兴建从翌年即永乐十五年六月动工,《明实录》也是这么记载的,实际上这个日期宜理解为北京升格为第一首都的时间,真正动工则早于此,因为先前我们在《明实录》中曾多次看到朱棣就北京工程的负责人任命以及工匠管理等问题,作过指示,说明工程早在进行之中;这一次,不过是在“国务会议”上借讨论之名为批准迁都以及工程开工,走个过场。否则,仅用三年时间,到永乐十八年即建成规模如此宏大的紫禁城,将是一个无法解释也根本不可能的奇迹。

后世称道朱棣营建北京——这座当今世界大都会的骨架和基础,确由他塑造与奠定——之功,以及对宏伟壮丽的紫禁城啧啧称奇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并且指出这一事实:明代初年,中国居然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承受了在南北建造两座都城的巨大负担。要知道,这两座都城中的任何一座,在当时世界上都堪称最为奢费的大城。南京修造了十年,而北京的工程前后耗时二十年。

国家显然为此投入了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我们虽然不知道营造北京究竟耗资多少,因为朱棣不屑于向他的人民公布这样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铜钱都是从赋税中来,亦即都是由当时的普通百姓来承担。

我们可由紫禁城昂贵的材料来想见它的奢费——当时,三大殿的柱子全部采用巨大的楠木{147}。因为珍稀,这种木材被冠以“金丝”的形容词。它所以昂贵,除生长周期长,更由于皆处深山之中,砍伐及运输甚是艰难。一根运抵北京的楠木,甚至包含了许多人的生命代价。为了给紫禁城置备足够的木材,几位采木大臣在从山西、四川、两湖、江西直到浙江的广大区域内,足足滞留了十几年。例如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永乐四年赴任,直到永乐十七年才“自蜀召还”,除了中间短暂地在别处处理一些事情,他在四川的采木延续了十三年之久。

如此浩大的工程,人民为此承受了怎样沉重的赋税,我们虽无法知悉真实的数字,却一定是惊人的。在回避或不屑于记载这些数字时,史书偶尔会提及一些局部性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单两湖一地为采木而投入的人力,即达十万之众{148};当时共五大采木地,如以规模不等做一平均估算,仅采木一项,征用民夫总数约四十万上下。至于正式营建北京和紫禁城所投入的人力,不久前,央视在其制作的纪录片《故宫》中指出:“据说超过百万之多。”它还举例说,仅保和殿后的一块巨型汉白玉石,“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两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二十八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149}虽然我没有直接掌握这些数字的来源,但出自作为国家电视台制作并有明史专家参与的作品,大约是可以采信的。

回到恩格斯那句话:“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无论如何,在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泯灭公正与爱心。关于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关于重复建设两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营建北京算不算“进步”或包含多大“进步”意义——这些争论都可以先放下不说,但当后人称颂北京和故宫的宏伟,并视之为朱棣的一件丰功时,我们该怎样面对当时那一百多万先后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劳工?怎样面对举国为此背负沉重的赋税负担、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难道说,只因为营建北京的过程中没有诞生一个类似孟姜女式的传说,我们对当时人民的苦痛就很难想象?在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中,其实仍可看到人民因为难以忍受而至于反抗的事例:如师逵在两湖督办采木,过于“严刻”,激荡民怨,民“多从李法良为乱”,此事被一个监察官员报告到中央,却“以帝所特遣,置不问”{150}。

至于迁都北京的所谓“战略意义”,不仅落空,而且实践证明,朱棣此举所依据的地缘政治认识,全然错误,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胀的表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称“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对迁都北京的后果,有一段盖棺论定般的全局性评论:

有明都燕【明朝以北京为首都】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妄入,擅自进入】,崇祯间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疲惫,困乏,衰败】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以上论迁都北京过于靠近边防前线,极不利于国家安全,并数度造成严重危机】?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这两句是批评北京远离经济发达地区,致大量物力空耗于输送过程,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这的确会额外增加巨额费用而造成浪费】,皆都燕之为害也。{151}

「对外用兵」

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大部分时间对外取守势,唯永乐年间主动出击。朱棣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发动大规模战争。南面战争的对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越南分为两国,北部是安南国,南部是占城国),北面则是老对手蒙古人。

秦汉唐三代,安南为中国所统治,宋以后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变成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属国。朱元璋时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独立,他开列过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名单,安南就在其中。

朱棣征安南起因于被愚弄。当时安南国内发生弑君自立事件,弑君者为骗取中国承认,诡称自己是前国王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152}。朱棣信以为真,遣使前往,正式封其为国王。谁知不久前国王之孙成功逃至南京,朱棣方知被骗,特派征南副将军黄中等领五千人马护送该王孙回国继位,弑君者闻讯遂铤而走险,半道上设伏,杀了王孙,甚至连明廷使臣也一并杀掉。

弹丸小国胆敢愚弄、羞辱伟大的永乐大帝,竟然还杀死“天使”,朱棣的震怒可想而知。永乐四年七月,朱棣点起八十万大军,拜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分别从广西、云南两路进入安南。虽非师至捷闻,但小小安南,终不能当此大军;翌年五月,战争结束,罪魁祸首被生擒,随着南京受俘仪式完成,朱棣证明和恢复了他作为天朝上国君主不容挑战的荣耀。

事情到此为止,都还算理所应当。毕竟那个弑君者咎由自取,而且中国对于属国的责任与尊严,也确实应予维护。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超出了“正义”的范围——一个月后,朱棣以前国王家族尽被篡位者所杀、“无可继者”为由,将安南并入中国,改为交阯布政使司。

为什么这超出了“正义”范围?照说,历史上这块土地几次并入中国版图,到明代初年为止,脱离中国也只四百来年,朱棣的所为,蛮称得上“有史为证”。

问题在于明朝建国时,朱元璋对尊重安南主权,有过正式承诺。洪武元年,他在给安南的诏书中明确说:“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153}

朱元璋作此承诺,既非权宜之计,更不是耍心眼、说漂亮话以换取各国对明政权的拥护。他是通盘考虑方方面面,权衡利弊,而就明朝与周边“蛮夷诸国”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结论是:“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洪武四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门临朝之际,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讲话,其中有这一句。{154}以后,《皇明祖训》里收录了朱元璋一段话,意思大致相当,文字则有区别,应该是另一次谈话——但“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句则一字不易,说明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固定下来的基本观念。这句话中,“得其地不足供给”有鄙薄他人之嫌,但“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却很清醒。他意识到,就算征服别国,由于民族心理与文化的不同,也势必使管理和统治极其费力,最终“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相当不明智。作为封建帝王,朱元璋有此认识,已属难能可贵。所以他在诏书中给予安南国的“非有意于臣服”的承诺,绝非权宜之计。

有了承诺而背弃之,就很有点理亏了。

本来,朱棣替安南平乱,干得比较漂亮,但关键时刻他好大喜功的癖性却忍不住发作。就算王族陈氏的确全被杀光,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吞并其国。

不出两年,安南人便为了复国而起来造反。镇压下去,再反,然后再镇压……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朱棣死,安南就不曾平静过。二十年中,安南人充分显示出其特有的顽强、桀黠。一如数百年后的法军和美军在越南的境遇,明军在安南亦陷于泥淖之中难以自拔:撤兵,面子不允许,不撤,又无法扑灭反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不过,这样的局面势必要等到政策制订者本人亡故,才得消解;朱棣在世时,哪怕再难支撑,被派往安南的明朝士兵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到了宣宗朱瞻基继位(中间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一年而崩),面子问题终于不是障碍,苦苦支撑再无必要,于是明军从安南脱身之事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酝酿已久,以致刚刚上台,他就在与杨士奇、杨荣两位亲信大臣的密谈中,透露“三二年内,朕必行之”{155}。然而,未待朱瞻基设计好体面收场的办法,宣德二年九月,驻安南的明军即遭受毁灭性打击,“官军大溃,聚被执……七万人皆没”{156}。明军统帅成山侯王通被迫与安南军队签订退兵盟约,而安南方面则适当照顾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顺。消息传到北京,朱瞻基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前明军统帅、英国公张辅以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竭力反对,主张增兵安南。而两年前即知朱瞻基心事的二杨,不失时机地提出罢兵,说:“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兵,臣不忍闻……今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这实际上就是朱瞻基本人的观点,他立即表示:“卿二人言极是。”{157}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安南战争,终于就此落幕。虽然此事收场方式不够体面,但朱瞻基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是做出了勇敢的选择,这比他的祖父强很多。

征安南这件事,跟朱棣办的其他事,还不太一样。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又有蛮不讲理的另一面。最初,出兵也算应安南合法君主之后的请求,尽宗主国的义务,在当时总的来说是正义的。可是戡乱的责任尽到之后,朱棣却起了贪心,吞并其国,这完全是野心家本性的发作。这一点,一比较就很清楚——在他之前的朱元璋,和在他之后的朱瞻基,都不具备这性情,所采取的立场也都比他理性。

其次,对这件事哪怕我们宁愿从极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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