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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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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他之后的朱瞻基,都不具备这性情,所采取的立场也都比他理性。

其次,对这件事哪怕我们宁愿从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不以为他不讲信义,反而称道他雄才大略、勇于拓疆——即便如此,二十年里国内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和国家大量财力的抛掷,也是无法漠视的。征安南之首役,中国一次即动用八十万大军,超过后来北征鞑靼的规模,庶几举国兴兵,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锅里、口里搜刮!这且不说,然后在安南一拖二十年,明明深陷泥潭,却为了个人面子死不抽身,而让国家背此沉重负担。永乐名臣解缙一度任交阯参议,比较了解安南的实际情况,他曾对朱棣“力言”,安南“得其地不足郡县”,只宜当做羁縻之国,与它建立“宾贡”的关系,但“文皇不悦”,听不进去。但最后结果证明解缙是对的,谷应泰评论道:“至是【指中国撤兵】言始验。”{158}朱瞻基做出撤出安南决定的理由是“息兵养民”,等于公开承认朱棣二十年的安南政策“兴兵害民”。专制君主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以民生凋敝为代价。

单单安南事件支出的军费已极庞大,再加上营建北京、造南京报恩寺及大琉璃宝塔——耗资二百五十万两、投入十万夫役,历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伴以横征暴敛。朱棣在位时,没人敢说真话;他死后,宣宗朱瞻基下诏求言,这时才有人敢讲真话。湖广左参政黄泽上了一道很长的折子,全面抨击永乐朝政,称“今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按:耕耘本男子之事,此语盖谓男子悉被抓丁充役,田间普遍要靠女人耕种】;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进而,就永乐之弊提出以下具体批评:

向也【一直以来,指永乐年以来】,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指北京工程】,江南疲于转输【大量物资要从南方输往北方,以供营造和战争之需】……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运输及战争对马匹需求太大,以致为官府养马者由于不能完成任务,只好卖掉孩子换回马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由于同样的原因,租种官田者不得不靠典妻来完税】。{159}

显然,黄泽所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朱瞻基没有生气,而是“嘉纳之”,承认他言之有理。

就是在这情形下,朱棣居然双线作战,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160}的成果。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件事的必要性。然而“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的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催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仅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161}。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162}的辉煌战果吗?而且最奇的是,“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怎么会“绝”呢,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163},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164}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朱棣完全扑空。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词地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165}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今属内蒙)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时任礼部郎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166}。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他正懊丧之际——《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167}——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168}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声势这么浩大,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解一道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明显多余,明显不上算。朱棣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替他分析,可能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须以种种“不世”之伟业,来为自己正名,树立威信。我们看,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说实话,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他是个很虚荣、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或者说,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应当是轰轰烈烈的,气吞山河的,建立丰功伟绩的。这一点,跟他父亲颇不相同。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是史上光复中华的第一人,原本很有理由自视甚高,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朱棣则是另一极端。试看从燕王时代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靖难之役”)、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一次对安南,五次对蒙古诸部落),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六次派超大舰队远航,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他的大臣们都懂他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刘邦】哉?”{169}“乘舆所至,盖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所不到者。”{170}“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万世不拔之功业”{171},“自古所无有也”,“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172}别人歌功颂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处,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树碑立传,制铭刻石,大书“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173}之类的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的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熙、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他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论在南京或后来的北京,正经待在那里的时间极有限。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到处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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