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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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业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这年三月，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入阵营。这四人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堪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连同早些时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长，组成了一个绝对超一流的朱氏智囊团。以这些人为中坚的知识精英，不单单在战争中为朱元璋运筹帷幄，更从法律、政制、礼仪、财税等诸多方面为未来明帝国制订和确立了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后世批评家回顾说：
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14｝，所以有天下。”……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15｝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16｝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17｝之智计埒【等同，并立】于张良……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18｝
这的确说到了点子上。
近代明清史大师孟森先生论述明之立国的独特意义，讲了三条：第一，“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第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第三，“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有大量制度创新，开启中国历史新阶段——“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清人】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19｝这三条，都突出了“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当中“人”的因素，除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永恒、绝对之真理外，最能显出明代立国具体实践特色的，是明太祖在战争阶段就有意识地积极地构筑其“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从而使新政权一建立就形成完备而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他不说，单“黄册”、“鱼鳞册”两大制度创新，即足使明之立国成为中国史划时代的事件。“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20｝由设“黄册”，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从社会角度看，它解决了流动人口问题并解放了往昔在贵族和地主豪强强迫下为奴的人民；从经济角度看，它理顺和保障了国家赋役的征调；从政治角度看，它大大强化了集权政体，影响跨越数百年而直到现代。“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是特别编定的全国土地总登记簿。明初决定对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实行丈量和登记，“厉行检查大小地主所隐匿的大量土地，以打击豪强诡寄田亩、逃避课税的行为……豪强地主被迫吐出他们过去大量隐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的担承税粮义务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21｝，孟森对此评论道：“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22｝此外毫无疑问，鱼鳞册编造也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
所以，明朝的建立，不像中国许多朝代制度因循，只是权力从某姓易手于某姓。明朝是历史上少数几个在制度上有所开创，真正形成自己文化内涵的朝代之一。尤其跟它之前全凭武力维持而文化颇为黯然的元代比，明代的创新、变革与建树更加彰显。但长久以来，国人似并不明了明代的文化分量，凡说到中国文化灿烂期，唯知以唐代为巅峰——此固不谬，不过以我看中国古代文化应该有两个巅峰，一个是唐代，一个是明代。唐所代表的是汉以来一步步发展到巅峰的皇家－贵族文化；明则代表了宋以来一步步发展到巅峰的文人－世俗文化。这两种文化气象不同，旨趣也不同，就像两代仕女图一肥腴富贵一清逸闲适的形象所表现的那样，各擅其胜，分别达到极致。明代文化不能说超越了唐代文化，但无疑全面置换了唐代文化的意象、主题和风格，不论诗文、书画、园林、饮食、服饰、家居，都别开一面、自造格局，确实堪为唐代文化的铢两悉称的对手。
写到这里，我们不免会为这样一个疑问而一惊：这朝代，这气象，竟由一个“叫花子”肇端吗？正是如此，千真万确。我们不必抬高朱元璋，把明代隽永的文化气息统统归功于他，但我们确实应该对这样一个出身赤贫的田家子，能明了文化的价值、大力弘文崇教，表示足够敬意。
朱元璋在兴起及建国后，多次下求贤书。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贤诏》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23｝
过去历史教科书解释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首领变为皇帝的原因，有一种“变质说”。这其实很对，朱元璋的确是有些“变质”的，像《求贤诏》里体现出来的思想，就明显是“变质”。这一点，若跟许多不“变质”而一直保持其“本色”的农民起义首领加以对比，可看得更清楚。
明朝末年，有个工部员外郎叫赵士锦（常熟人，崇祯十年进士），亲历甲申之变。他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后被俘，羁系于刘宗敏营约二十日，脱身回到江南后把在羁押期间所见所闻写入《甲申纪事》，令人从细节上得以目睹李自成军在北京的作为。刘宗敏身为大将，进城后唯知敛财，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银两，“有完银多而反夹，完银少而反不夹者；有已完银而仍夹者，有不完银而终不受刑者，识者以为前世之报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银酒器䦆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缎】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刘宗敏的行径，李自成非不知也，但竟无力辖制。赵士锦记述说：
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议事，见庭中三院，夹着几百人，有垂毙者，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将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即下《求贤诏》，而李自成军甫入京城则唯以拷掠士大夫为能事。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朱元璋本该和刘宗敏一样“苦大仇深”，但他却搞什么礼贤下士，分明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由此看来，朱元璋之“变质”的确变得厉害。
“变质”，变出了中国唯一的“家庭成分贫雇农”的皇帝。我们当然可以大力批判朱元璋的“变质”，但他也许会反过来质问：骂我“变质”？少来！古往今来但凡造反的主儿，谁不想“变质”？我无非做了别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如果朱元璋这么说，我看他讲的也是事实。秦始皇游会稽，车队驶过，项羽躲在人群里暗暗发狠：“彼可取而代也。”谁不想“变质”？陈友谅、张士诚想不想变？李自成、洪秀全想不想变？问题是怎么变，往哪儿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儿。像朱元璋那样，不单从“贼寇”变成“皇帝”，并稳稳当当享国三十一年，又把江山传了二百多年——这种“变质”的成果，应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非不愿，是不能也。它需要毅力，需要牺牲，也需要洗心革面。这苦功夫，说来简单，做起来谈何容易，事实证明也就朱元璋肯下功夫且做到了家——所以也只有他跳出了农民起义军的宿命之外，硬是扭转了某种“历史规律”。
泥腿子皇帝
朱元璋“变质”的话题，并不到此为止。以“流贼”、“草寇”，而破天荒地建立了一代王朝，这是朱元璋的“变质”之处。但从另一角度看，此人倒没有怎么“变质”。
野史有一些故事，说朱元璋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兴，就杀人。然而，也有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的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诫】”，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平常，他更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时他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将近，差不多】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有多么辛劳了吧？
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此语不简单。能意识到国家财政，皆出之于民。】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非常好的认识，难能可贵。他自己大体上也能遵循这认识执政。可惜其子孙完全不肖。】｛24｝
据说，朱元璋为使诸子习于勤劳，不滋骄惰之性，曾命内侍特制草鞋分发给他们，并规定，只要出城走稍微远一点的路，皇子们只能乘马行其中三分之二的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须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发诸子回老家谒祖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说：“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塗【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人一阔，脸就变，这似乎是经验之谈；所以，穷光蛋们揭竿而起之际每每要互相叮嘱一句：“苟富贵，毋相忘！”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忘性都比较大，不单自己患了遗忘症，倘若别人来提醒，他甚至还恼羞成怒。但从以上看来，朱元璋既没有患上遗忘症，亦不因为做了皇帝便对自己的低微出身讳莫如深。这其实需要很大勇气的。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见朱元璋没有背叛自己的过去。
朱元璋其人，可用“皇帝＋农民”或“农民＋皇帝”来概括。在这两个天悬地殊的角色当中，跟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皇帝相比，朱元璋的皇帝味儿相对轻一些，农民味儿却最足。他曾在一份蠲免两浙秋粮的诏书里径直声称：“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似乎对此身份甚感光荣，与臣下交谈也不惮表露其“小农心态”，曾经说：“吾昔在军中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饥饿的童年记忆，让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而且还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种植理论”：“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