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过度渲染刘基神机妙算、人不可测的一面，致其形象近仙，这既不真实，也遮蔽了他的某些主要品质。归根到底，刘基首先是一个大儒，足智多谋也罢，料事如神也罢，只表明他才智上的超群禀赋，而其为人和所持信念、价值观，根本就来自儒家。不讲清这一点，就很难解释刘基的命运。刘基一生有两个深刻认识，一是认定元末诸雄唯朱元璋可平天下、结束战乱；二是认定与朱元璋的合作绝不长久，天下未定之际辅之可也，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应该敬而远之。明建国后，朱元璋累次提出进其爵秩，刘基均坚辞，只接受了与其贡献极不相称的伯爵封号。要他当宰相，亦不受命。
洪武四年，刘基早早引退，回到家乡做老百姓。所以如此，既基于对朱元璋的深刻认识，也是刘基保持其操守的坚定表现。建国后刘基的不合作态度，朱元璋完全清楚，尤其朱元璋为罗致天下人才为己效力时，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背离了自己所受教育】，诛其身而没其教。（《大诰三编》）”刘基的做法，等于带头违抗此令。如果刘基意在明哲保身，他应该做出另外的选择；如果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儒家人格，他也会像任何“聪明人”一样趋利避害。但正如史传所说，刘“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慷慨有大节”，“义形于色”。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不再合作则是为个人人格的完整。因此，他在拒绝出任宰相时没有虚与委蛇，寻找不会得罪朱元璋的其他借口，而是原原本本、直截了当地说明，就是自己不想干：“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对此，朱元璋衔之颇深，几年后还借故暗示刘“忠臣去国【远离政治，不为国效力】，不洁其名”。
刘基执意退休后，胡惟庸被任命为左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小人，刘基曾再三劝阻朱元璋不要拜其为相，朱不听。现在，胡正好寻隙报复，而且他揣摩过这一定会得到朱元璋的支持。胡指使人检举刘基替自己相中一处墓地，因为此地“踞山面海，有王气”。朱元璋“颇为所动”，亲笔致信刘基，“历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祸，及君臣相待之义，词甚详；末言念卿功，姑夺其禄而存其爵”。｛29｝这是严重的警告。刘基得书，照例诣阙“谢恩”，“乃留京，不敢归”。留京期间，像是对胡惟庸的鼓励和奖赏，又像是专做给刘基看，朱元璋将胡惟庸“转正”——升为右丞相。刘基闻知此讯，“大慼”曰：假如当时是我说错了（指他对朱元璋力阻胡惟庸为相），那就是苍生之福啊！于是，“忧愤疾作”，就此病倒。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明史》中惊人的一笔：刘病重，朱元璋偏偏派刘基最反感——反过来同样也对刘基心怀怨恨的胡惟庸为代表，来探望刘基（“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正是在这次以皇帝名义进行的探视过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种药，让刘基服用。刘用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随后，朱元璋放刘基还乡，至家“居一月而卒”。与徐达、李文忠之死相比，这是朱元璋干得最高明、最阴险的一次。他没有亲自下毒，而是利用两个政敌之间的恩怨，假人手行之；并且，几年后胡惟庸事发，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胡罪状上又重重加上一条。胡惟庸能说什么？他能辩称自己其实是潜揣上意、替君除忧吗？
胡惟庸的下场，是有“前车之鉴”的，可他未能记取。作为朱元璋的前水军司令，德庆侯廖永忠立有两项大功：一是鄱阳湖朱陈大战时，廖在最紧急关头，击退张定边｛30｝，救了朱元璋一命；二是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他迎韩林儿｛31｝归应天，途中制造翻船事故，淹死韩林儿，为朱元璋称帝扫清障碍。这两项功绩，对朱元璋皆同再造。但廖永忠“做掉”韩林儿后，朱元璋却声明此事与己无关，是廖自作主张。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再次作秀，将廖“止封侯而不公”，并指责廖“做掉”韩林儿是“窥朕意、徼封爵”。廖永忠于是永远背上了这口黑锅。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以某种借口将廖永忠“赐死”。这也是廖永忠自作聪明、投机求荣的必然下场，而胡惟庸从某个方面看起来也更像是“廖永忠第二”。
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那个与朱元璋“少相得”的小伙伴——“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二十七年，汤和病殁。加上十年前被毒死的徐达，与朱元璋共患难的“同里弟兄”全部死光。
蓝玉案后，受封公爵者（亦即明建国的顶级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先后赐死。二十六年蓝玉死，二十七年傅友德死，二十八年冯胜死。连续三年，一年除掉一位公爵。
朱元璋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放心地死去，留给太孙朱允炆一个他认为十分“安全”的皇位。
集权？极权？
如仅限于屠戮功臣，朱元璋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古老帝王术的热情模仿者，尽管也许下手最狠、做得最绝，但终归无所创造。
不，朱元璋当然有所创造！
这创造体现于，是他第一个提供了这样的认识：极权是一种体制。没有体制来保障，再严密的防范也不可能根除帝权所面临的危机；不从体制上着手解决问题，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继续觊觎、挑战帝权。
中国的帝权，终于在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认识高度，也终于在朱元璋时代完成了极权主义样式和体系。
（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
（三）册封亲王，屏藩帝室。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他认为，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就是皇图永固的基础。
（四）恐怖统治。密探横行、鹰犬遍布，是极权政治的典型症候。朱元璋首创一种特务机关——锦衣卫，《明史》评其曰“不丽【丽，在这里当依附、依存讲】于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明代司法机构本来已经完备：刑部掌天下刑名，为最高司法机关；都察院负责纠查弹劾官吏；大理寺主管冤错案的平反——以上所谓“三法司”之外，再加上通政司，接纳四方陈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然而，出于极权政治需要，朱元璋另外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纯粹听命于皇帝并由皇帝本人掌握的特务组织锦衣卫。这是由皇家豢养的鹰犬，专事刺探、侦缉、告密，并且可以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多非法凌虐”的弊端，有害于国家正常法制，命罢锦衣卫。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与极权政治与生俱来，是罢不掉的。所以到了篡权者朱棣手中，对极权的渴望与恐惧愈益增长，乃父开创的恐怖统治思路也就更加发扬光大，不单锦衣卫被恢复，又从中分出北镇抚司，另新设由内监执掌的东厂；以后，成化朝再增西厂，正德朝再增内厂——于是，特务机关叠床架屋，逻卒刺事四方，专以酷虐钳中外，朝野相顾不自保，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明代中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
曩往论明代政治体制，沿用“中央集权”术语，相当不确切。就其涵义，“中央集权”当与“地方分权”互为对应；中国从东周“礼崩乐坏”至战国“诸侯并立”，再至秦一统天下，灭六国而代以郡县制，这结局可以表为“中央集权”。嬴政自命“始皇帝”，意思就是帝权——一种新型权力——自他手上而得创始；它有别于周代的王权，取消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而将“天下”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秩序。秦制，汉承继之，并加以完善。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帝权制，抑或中央集权制——这两个说法乃同一回事。然而，这种体制到朱元璋时代分明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如果仍用中央集权来表述，不仅不准确，简直也抹杀了历史颇具实质性的变异。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应认识到对明帝国而言，更合适的字眼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君主极权”：前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中央”，后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君主”，显非可以同日而语者。
文字狱背后的心态
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很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也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朱元璋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
太祖即位，诸藩镇【拥兵一方的节度使们】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座】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腾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掖下搀起】，欢饮如初。
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刻毒狠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
仅就这一层而论，在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剿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
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