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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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彻底背叛了所受的教育，彻底抛弃了应负的责任。
这才是魏忠贤事件的真相。一个社会的真正堕落，从来不是以产生奸佞为标志，而是以奸佞在何种程度上遭到抵制为标志。只要人们不曾停止抗拒，恶势力的一时得逞就不足为虑，社会伦理的底线就仍然没有被突破。
坏人坏事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上是非观普遍荡然无存。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御史倪文焕，在崇祯即位后，因附逆丢官归乡，朋友去看望他，见他大有悔意，就忍不住问：杨涟和左光斗因得罪权珰而罹祸，这样的正派人，当初你怎么会纠劾他们呢？倪文焕这样回答：
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我居言路【御史职责，“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100｝故称言路。】时，举朝皆骂杨、左诸人，我自纠小人耳。如今看起，元【原】来是两个君子。｛101｝
虽属狡辩，但他的逻辑却很值得注意。正如我强调的：基本的是非观已经瓦解——因此，“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如今看起，元来是两个君子”，这么混账透顶、恬不知耻的话，才讲得出口。“举朝皆骂杨、左”，我便心安理得地跟着骂，且自认为是“纠小人”。尤其，这番话不是说在魏阉当政时，是说在那段历史已被明确否定了的崇祯年间，益发说明当时士大夫心中已无是非可言，否则，不会以为这样的话还能起替自己辩解的作用，不可能一边“若悔前非”，一边又如此谈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这叫无可救药。
一句“举朝皆骂杨、左”，令人寒意彻骨。说实话，跟这一句相比，魏忠贤干的那些坏事，算不了什么。不错，他滥施酷刑、残杀忠良，伙同客氏虐害后妃，以及任意伪造圣旨、广置鹰犬、大建生祠等等罪状，都骇人听闻、史所罕见，但自我看来，仍抵不过“举朝皆骂杨、左”这么一句话。没有这句话，魏忠贤再猖狂、再不可一世，也极渺小；有了这句话，突然之间，我就觉得他很强大，“须仰视才见”。
这心情，就如我想起“文化大革命”。而今，“文化大革命”似乎只是四个丑角担纲出演的一出闹剧、喜剧，然而，只要亲眼目睹过天安门广场上那上百万人壮观而可怕的红色海洋，就必不会以为“文化大革命”能是区区几个“政治流氓、文痞”（郭沫若语）所折腾起来的。
将反动人物喜剧化，让曾经的魔头突然变成人人得而嘲讽的对象，的确是摆脱和走出历史梦魇的好方法。但同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这些迅速沦为“历史的跳梁小丑”的人物，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最为沉重、严肃和不容回避的话题。倘若我们是勇敢的，应该承认几乎所有历史上著名的丑类，都得到了社会的哺育甚至拥戴。这些丑类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只是执行着一个任务：将本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社会已糜烂至此，蛆虫方才有狂欢的机会；人类历史每一出大闹剧，皆缘自理性在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沦亡。
所幸，历史终将由名叫“理性”的作者来书写；于是，丑类们最后也纷纷回归于丑类。我们的魏公公也不例外。
他的垮台，可谓纯属偶然。假使天启皇帝朱由校不会年纪轻轻地死掉，我们丝毫看不见魏忠贤有任何垮台的迹象。虽然朱由校死了，但假使魏忠贤不犯糊涂、关键时刻由于“小人物”根性而掉链子，他也不会垮台——至少不会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垮台。熹宗崩，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很有成算阻止朱由检继位为君；就算他自己不去当皇帝，立个傀儡总不难，这是唐朝前辈们玩滥的把戏，有一堆的成功经验。而且客魏并非无此打算。抄家时，在客氏府中发现怀孕宫妆女子八名，“盖将效吕不韦所为”｛102｝，把有娠之女塞进宫去，安排机会让她们被宠幸，将来生子以冒充朱由校骨血。此事载正史，如属实，说明客魏不仅有培植傀儡的计划，且已进入实施阶段，只因朱由校过早逝世而被打断。《明史》还记载，朱由校死的当天，众目睽睽之下魏忠贤不顾一切，疯了似的派人急召崔呈秀：
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崔呈秀时任兵部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103｝
《玉镜新谭》引《丙丁纪略》云其细节：
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百官相顾错愕，齐声云：“所言公【要谈的乃是公事】，当与众公言之【应该大家一起公开商议】，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于是，呈秀不敢应命，而忠贤失意【没了主意】，无所措手足。｛104｝
在如此紧要的生死关头，他居然没有主张，跟崔呈秀匆匆商量几句，就选择了实不难预见到的束手就擒的结局。这再次证明，魏忠贤作为坏蛋，也是个窝囊、没本事的坏蛋。遇事不能识，或识而不能断。他所以爬上权力巅峰，并不是由于他是摆弄权力的高手，而主要是靠客氏这个女人，特别是天启年间本身已经朽烂得不可收拾的政局。
据说，他还有一个打算：如果不再被宠信，就带着积攒起来的财富，度过“不失为富家翁”｛105｝的晚年。后来，贬谪凤阳时，他果然成车成车地装载着细软前往，真的打算到那里“享受生活”。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傻。
他就这样傻呵呵地等着。两个月后，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收拾他。
接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后，朱由检把他找来，让人一字一句念给他听，观察他的反应。其实朱由检对于啃得了啃不了这根硬骨头，心里也没底，他这么做，是试探。而魏忠贤实在草包，连试探这样的考验都经受不住。他去找自己昔日的嫖友兼赌友徐应元“走后门”。徐从朱由检做信王的时候起，一直在身边当差。他的见识一点不比魏忠贤高，居然答应帮魏忠贤的忙。这事传到朱由检耳中，一下子让他吃了定心丸。就像《黔之驴》里的那只老虎，突然识破那叫声骇人、黑不溜秋的怪物，并非三头六臂，“技止此耳”。
于是，崇祯皇帝十一月一日下旨，勒令魏忠贤去凤阳祖陵司香，也就是守陵。
跟魏氏的罪行相比，这个处分不重，但肯定不是最终处分。这一着，当属“调虎离山”之意，先把魏忠贤赶出京城，孤悬在外，失去盘根错节的依托——今天对各地大贪官的处理，也需要“异地双规”，否则案子办不下去；朱由检想出的点子，与此类似。
魏忠贤听话、乖顺得出奇，老老实实上了路。
果然，一离开京城，朱由检就没了顾忌。魏忠贤虽然受到贬谪，但走的时候还是“自由身”，仆从财产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县，传来消息，皇上借口流放队伍“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已派锦衣卫赶来，“前去扭解，押赴该处【凤阳】交割明白”。｛106｝
此时的魏忠贤，就真的被打回原形了：还是“魏傻子”，还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消息，他做出了天启驾崩三个月以来唯一正确的决定：自杀。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会等到抵达凤阳。应该说，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前景绝没有误读。
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贤在阜城县一间客店投缳自尽。死亡确切时间不明，因为人们是后来不见动静，推门入内，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屋内一共两具尸体；另一具，属于他所宠爱的一个漂亮小太监，名叫李朝钦。
有自杀的勇气，却无放手一搏的胆量，让人无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贤有造反的机会，也很有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为了表示清白与忠诚，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图，甚至计划。没有干，归根结底，只因骨子里就是一个“小人物”，怯懦、不自信，无从超越。他一度成为“大人物”，乃至庞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干，是朱由校、客氏到整体坏掉的士大夫阶层一起“帮衬”的结果。
提起魏忠贤，许多人记着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强势的一面。在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另一面：此人一生，先后两次亲自下手，去实行对自己的严重戕害——头一次将自己阉割了，第二次索性把自己杀掉。
我对此印象更为深刻。
党祸
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的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107｝隐然有“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之意。而当时之人，则依自己的体会评论道：“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108｝也认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于从正人遭摈斥也即内祸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上两个层面合起来讲，才是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刘承干说：“溯明季门户之争，始于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祸，极【与“亟”通假】于熹宗之庸闇【暗】。”｛109｝吴应箕则认为更早：“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110｝这是说，嘉靖年间，当夏言、严嵩、徐阶各自专权，而党同伐异之时，党争已经形成。这情形，我在叙述嘉靖故事的时候，曾细表过；我并且强调，那种争斗并非偶然，根本上亦非夏、严、徐等人主观上有此强烈意愿，而尽出于嘉靖皇帝的驭人之术，是他一手挑拨和掌控的结果。嘉靖时代在明朝历史上的转折意味，于兹再次可见一斑。
门户意识既开，遂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模式，以及官场套路，后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这种思路里头，既是政治经营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诀。张居正作为徐阶的传人，顺理成章继承了这笔政治遗产，当政期间，在与高拱等人的较量中，加以新的演绎。到万历中期以后，伴随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从“国本”之议、矿税之争，到“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福王之国”、“梃击案”——朝臣之间，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讦为能事；而政见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渐渐羼入其中，师门、宗姓、乡党等等，终于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这四大政治势力。然彼时之所谓“党”，既无组织，亦无章程、纲领，他们自己内部未见得有“结为同志”的意识，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敌对的政治势力眼中，这些人沆瀣一气，勾结在一起，于是拿“党”这样一个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词相赠。
及魏忠贤崛起，各色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来打击东林党。这时，混战的局面开始简化，变成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单一对抗；基于门户之见的“党争”，也开始走向所谓“小人之倾君子”的“党祸”。
强调一下，对“小人之倾君子”，只能从整体上作此理解，并非只要反对过东林党，便都归于“小人”类。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当御史时，专跟东林党人捣蛋。他在同事中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姚宗文，一个叫刘国缙。三个人都不喜欢东林党，经常联手攻击。熊廷弼这种行为，缘于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