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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部分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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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二年,朱由检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宫里,直到天启六年,才迁信王府。天启七年,朱由检十七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以前人生冷清孤寂的处境,养成了他谨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难信任人,小小年纪就懂得防范别人,用疑惧的眼光看世界。这不能怪他。那种经历与环境,谁都不可能发展出豁达敞亮的性格。他做信王时就很有心眼儿,“虑左右侍从半是逆贤之党,倘被逆贤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身边的徐应元“每倚逆焰,屡恣肆不谨,今上【朱由检】久优容之,或改颜假借之,纤毫圭角不露也,圣度之用晦委蛇如此”{165}。

他尽力保护自己。“帝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166}远离政治,也就是远离祸害。

但皇兄病重之际,他是躲不过了。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校传召朱由检。弟弟入内,见哥哥倚靠在床上,投来深深的注视。

熹宗凭榻顾帝曰:“来!吾弟当为尧舜。”

帝惧不敢应,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

熹宗慰剋至再,又曰:“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

帝益惧,而与忠贤相劳,若语甚温。求出。{167}

这就是朱由校传位于朱由检的那一刻。恐惧,不是装出来的;眼前每一个人——从哥哥到魏忠贤——以及他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脸上浮现的任何细微的表情,都必须非常准确仔细地辨别和了解。

十天后,终于传来朱由校的死讯。魏忠贤派他的心腹太监涂文辅,到信王邸迎接朱由检入宫。有人如此形容这一时刻:“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遍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168}据说,入宫前,朱由检从自己家中悄悄藏了一些吃的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一夜未睡,以防被害。{169}

以当时情势,戒备、担心、紧张,可以理解。但也见出朱由检多疑、心事过重的性格。后来,在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170}。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的结局。

对朝中阉党分子,也用类似办法,潜移默夺,先削其势,解除他们的职务,再于崇祯二年定逆案。

过去几任皇帝失政,缘自认识昏聩,甚至反动。朱由检的认识不成问题,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非将是非颠倒。单单这一点,他可谓百余年来明朝唯一不曾猪油蒙心的皇帝。

解决魏忠贤的当月,他指示兵部:“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督【经略和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171}这是大动作。镇守制度,是永乐以来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体现,是明朝的一个祸根。

过了几天,朱由检指示户部停止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172}这也是大动作。苏杭织造,绝不仅仅是做几件衣服的事;历来,为着几件衣服,蠹虫们盘剥敲诈、作威作福,压得东南之民喘不过气来。

朱由检指示吏部,立即着手进行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173}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羸弱、懒惰、空洞等状态】……衷靖【《方言》:“靖,思也。”《字林》:“靖,审也。”衷靖,意谓自己由衷的想法】共尔位【诸臣】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174}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175}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霉,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如今每一个雇员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的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碰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了。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感到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吧?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176}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任何朝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唯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仅是偷偷摸摸钻空子,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第二种腐败是怎样的,他们有绝好的参照,即1949年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逃之前两三年那种情形。

明朝末代皇帝,所面临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局面。

李清,在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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