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囚-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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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上的筋像虬曲的根，脸上的皱纹也像，手指也像，整个人，如同一大块根雕。从上到下，可以看出，他正是萧条企业的一个缩影。
左处长先对胡冬根谈了专案组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希望胡冬根能相信他，能予以配合。
“我相信你们。”胡冬根时而用手掌擦眼睛，时而用手掌去擦鼻子。
“听说，你和蒋克、欧阳得贵曾被公安局非法拘留，我们想了解一下前后的经过，你能谈谈这些事吗？”
谈了一会儿，胡冬根的老伴买菜回来了。胡冬根吩咐老伴：“你去把蒋克和欧阳得贵找来，说我有要紧事找他们。这三位，是省公安厅来的，是专为我们来申冤的。”
蒋克、欧阳得贵一进来，胡冬根就要蒋克来谈。蒋克人皮肤白，个子高些；欧阳得贵皮肤较黑，个子矮些。他们初见左处长三人，都有些抖抖索索。但很快蒋克就消除了戒备，谈开了。果然是蒋克善谈，而欧阳得贵则稍显木讷。
“实不相瞒，到今天为止，我们厂已经是两年零八个月没有拿过工资了。我们设备厂是1960年创办的安宁县最早的企业之一。成立以后生产一直蒸蒸日上，八十年代进厂工人越来越多，加上竞争跟不上，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工资还是可以发下来，自从佘彤在1993年承包后——”“等等，你说的这个佘彤是不是在逃犯佘彤？”
左处长打断了他的话。
“不是他是哪个！”
左处长疑惑地问道：
“佘彤他不是三丹物资总公司的总经理吗？”
“他当那个总经理之前就在设备厂做厂长，承包了设备厂。”
左处长更不解了：
“他凭什么？”
“凭什么？凭傅书记一句话。”
“哪个副书记？”
“就是那个狐狸精傅梅，佘彤拜她做干姐姐。”胡冬根硬橛橛地插上话来。
胡冬根的老伴赶紧朝他递眼色，示意他不要乱说，如鲠在喉，胡冬根脖子上的老筋一抽一抽的。
“我怕什么，别以为狐狸精还在位，我不敢说。邪的正不了，正的倒不了。姓程的好日子到了头，她的日子掐指头算就是，我才不怕呢，我就不信共产党个个都像他们这样邪。”
蒋克等胡冬根说完了，接着说：“佘彤一接手设备厂，设备厂马上就乌烟瘴气，来不及蹬腿就完了蛋。听说他接手，厂里都议论纷纷，说让一个放出来的劳改犯来管一个厂子，难道说全厂的人都不如一个劳改犯。可是上面说现在是改革年代，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选拔任用干部要不拘一格，何况是承包，亏也亏他个人的，赚也赚他个人的，再说人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一些不良习气也会改掉，还说人家是从监狱里出来的，现在就需要这种胆子大，敢闯敢冒的人去开创局面。人家是吃过苦头的，是从大熔炉里炼出来，还能再犯错误。不能老抓着别人的痛脚去捏，现在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实验，允许人尝试，谁尝试都行。可好，佘彤上任了——一上任，就重用亲信，排除异己，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挪用资金，公款送礼，公款吃喝，直喝得厂子山穷水尽，工人工资发不出。佘彤的小姘原来手上只有一个金箍子，一年后变成了八个，颈上的项链比牛绳还粗。你想想，他捞了多少。可是工人，退休的没有退休金，上班的没有工资，大家全住大黑咕隆咚的房子里，他和副厂长几个却用公款盖了一幢比滕王阁还气派的官楼。眼看着厂子被他毁得只剩一口气了，工人们多次集体上访，找经委、找主管企业的副县长、找县纪委、市纪委，找县检察院，检察院的人说：我们人手少，时间短，暂时管不了；找市纪委，市纪委的人说佘彤只是个厂长，不够级别。县里的问题，一般由县里解决；找市反贪局，市反贪局的人说：材料已转给局长了，可是局长到北京开会去了……左左右右，反反复复，大家找了无数次，可每一次工人们都碰壁而归。有时是第一单位推给第二个单位，第二个单位又推给第三个单位，第三个单位又推到第四个单位……最后又推回到第一个单位。尽管如此，大家并不灰心，工人们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继续坚持行动。可是，不料后院起火，工人宿舍的玻璃在晚上会被人突然砸碎。德贵的老婆一次晚上上厕所，刚出厕所，便叫人用断砖头在脑袋上砸了一家伙，血流得如同堤决了口一样，送到医院，医生说脑神经受到了伤害。到现在，人还瘫在床上，神志不清，连话都不会说。很显然，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搞恐吓。”
左处长从同情的角度看了欧阳得贵一眼。
欧阳得贵的眼睛里说不清是深沉还是郁闷，是忧虑还是茫然。他呆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烟。
胡冬根快言快语激奋地说道：“佘彤这龟儿子，良心让狗吃了，我们的饭碗都砸了，还忍心用我们的钱盖他的高楼大厦，连地主、恶霸都不如，比黄世仁、刘文采还恶毒，可毕竟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就不信会让他永远胡作非为下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后来果真出了大乱子，这也是报应。”他说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蒋克又接着说：“不瞒你左处长说，漏是补了，可是补得晚了一些。如果早些动手铲除佘彤这样的人，兴许厂子还有救。佘彤不是有程家卿、傅梅他们在背后撑腰，他佘彤一条小泥鳅自然掀不起多大的浪来，可程家卿、傅梅偏偏让这条小泥鳅坐上龙坐的轿子，这条小泥鳅便也能掀起惊涛骇浪来。程家卿有今天，佘彤出了不少的力；佘彤能有今天，程家卿也有一份功劳。也许是因为众怒难犯，也许是因为名声太坏，也许是因为厂子败得差不多了，佘彤来了个脚板上抹猪油，一溜了之。他辞了职，大家便拿他没办法了。他辞了职，楼还住着，可谁敢上他家提意见？他家两条大狼狗，见生人就龇牙咧嘴，凶相毕露。这下可好，厂子停了产，机器都卖了，他却一点责任都没有，厂子成了死厂。人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就是这死骆驼，也被人家连向带骨头都剔得一干二净了，光剩一张皮。到了这一步，谁还有回天之力？谁还敢承包厂子？你说，谁会向一堵快要倒塌的墙那边跑去？厂里没有头，上面也没有人管。既不宣布倒闭，也不下令兼并，大家只好自谋生路。年轻一点的杀出去，往外闯，年纪大的摆摆小摊，再大的就什么也干不动了。工人们，苦哇，有的真揭不开锅了，只好向县城附近的农民租几亩地种种。
1994年县里闹开了集资，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1000元，一般干部每人集资800元，工人每人集资600元。集资以后获利可以分成，没有获利连本带息退回本人，至于连集资款一块鸡飞蛋打怎么办，没有说。而且集资的事只是会议上口头传达的，没有文件，但是如果不参加集资，则有惩罚措施，有帽子的不交怎么办，没帽子的不交怎么办，是干部的不交怎么办，不是干部的不交怎么办，一应俱全。做工人的如果拒不交出集资款，限期退出公房。这对本来就一穷二白了的下岗工人无异于雪上加霜。设备厂的工人们就在一块商量怎么办，当时我脑子一热，自告奋勇，决定带着大家找县政府给个说法，愿去的就去，一共才去三个人。哪知，在县委政府大院还没站上五分钟，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走了出来，大概他也知道自己分量不够。不久，程家卿和程家卿的秘书，洪秘书，还有几个副县长也下来了。我和得贵、冬根，我们三个人应邀上去与县长们协商，能与县长们面对面坐着，像外国元首一样对坐着谈判一样，我们真感到工人当家做主的光荣，又激动又兴奋。
“哪知，等我们仨上去，板凳还没有坐热，程家卿的脸色就变了，正眼也不瞧我们一眼，说话也硬得很，又冷，我们开始如坐针毡。过了一会儿，洪秘书走了进来，在程家卿耳边嘀咕了几句，程家卿沉着脸走了，走之前对我们三个说：你们等等，我马上就来。程家卿走了，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了，好像遇到了什么大事。左等右等不见程家卿他们回来，我们就想走了，就在我们想走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公安，我们心一下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公安一进来就说，你们冲击县政府，带头闹事，现在我们奉上级命令要将你们拘留。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就说：我们是程县长请来的。等程县长来了之后，我们再跟你们走不迟。其中一个公安说，别他妈啰嗦，跟我们走。我只得心存侥幸地对他们说，要带人带我一个人，你放了他们两人。他们是陪同我上来的，不关他们的事，公安不依，得贵的家属还瘫在床上，得有人照顾才行。我把实情向公安做了陈述，他们还是不依，还开玩笑地说，他们只端着一个饭碗，要是不听上面的，饭碗就会像神秘的飞碟一样消失。就这样，我们在拘留所不明不白地被拘留了一个星期，工人们听说我们被拘留了，哪里还敢吱声？不要说到县委县政府去讲理了，就是见了县委、县政府门口的那块牌子心里就会直哆嗦。整个厂子的事情，还有我们三个被公安局无缘无故拘留的事情，就是以上这些了，不知道左处长还有什么要问的？”
左处长很心痛地说道：“我没什么要问的了，你们受了委屈，想你们不会为此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可是程家卿等人欠下的债，是一定要他们还的！这种恶贯满盈的人，不要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执政党，都不会坐视不管，姑息养奸的。无论什么人，有脓疱，就得用针刺；有毒瘤，就得用刀子割。毒瘤生在骨头上，脑子里的，连毒瘤带人一块儿割。”
蒋克说道：“毒瘤什么的，老百姓就盼能割得快一些。”
言外之意是：不割毒瘤，老百姓就苦不堪言，割得太慢，老百姓受的苦就要深重得多。
欧阳得贵一直不说话，只是拼命地抽着烟，让一缕一缕的烟散成一缕一缕的愁，这扑面而来挥之不去的愁和烟一样又涩又苦，像扭曲的魂，来寻找曾经寄栖的躯壳。
左处长说：“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大伙只要齐心协力，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
别看我这个高高瘦瘦，一根竹篙一样，但我这根竹篙用去痛打落水狗，或者去打那些尚未落水的狗，还是有用的。“
左处长说着话，欧阳得贵却突然热泪盈眶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两行眼泪，从他的黑脸上飞速地垂挂下来，像耕犁翻出的泥浪。
胡冬根急了，劝他：“好好的，哭什么。”
欧阳得贵用粗糙无比的拳头擦了擦眼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什么。不收拾这些狗，我们还做人干什么？我们老百姓还有谁替我们说话呀？
欧阳得贵的话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往左处长的心上钉，左处长心里一阵难受。同时，他的双肩像压上了磐石一样沉重，然而，他掷地有声的话语使人对他所说的一切充满了信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不会停止，请你们相信——正义绝不会屈服于邪恶。”
在蒋克、胡冬根、欧阳得贵的眼里，左处长虽不是偶像，但却像一位成熟的思想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力量。他们由此依赖他，他们把他当作朋友。他们希望在以后的一分钟，十分钟，或者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