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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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狂热、幻想与实际、平和与波澜——并使得影片的主题在不同关键词之间自由切换。他用几个具有喻象性的概念——镜子、道路、金钱——来表达主题的无限丰富和无穷可能，在简·迪特滔滔不绝、近似泛滥的叙事海面之下，潜伏着深不可测的审判和放逐。影片的名字是“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看过影片才知道，简·迪特的一生跟英国国王了无干系，这句话其实取自简·迪特问饭店领班何以精通各种待客之道，每一次，领班总是回答说，“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在影片中，简·迪特因个头的矮小而自卑，所以他常常用一些意想不到的技巧“垫高”自己，赢得满足。他喜欢出其不意地将硬币抛撒在地上，暗中窥视人们疯狂拾捡的失态；他经历过众多女人：天堂艳露的雅露卡什、宁静旅馆的女佣凡达、巴黎饭店的尤琳卡，还有德国教师丽莎。每每与女伴沉醉于温柔之乡之时，简·迪特总会用花哨的饰品在女伴的胴体上摆出奇妙的图案，并借助一面镜子，让女伴打量其中妙不可言的自己，“对于女人，我懂得爱情和床上的游戏，从我在她们的肚皮上铺满鲜花开始。”在影片的结尾，简·迪特将数面镜子摆放在空旷的房间里，镜子中闪回着简·迪特的青春片段，镜子在这里完满地完成了影片的主题阐释，大大小小的碎片、重重叠叠的影像、虚虚实实的映射，其实恰是一个小个子在大时代中的分裂和挣扎，是捷克甚至是欧洲半个世纪动荡的写照。
简·迪特喜欢在啤酒杯背后，观察形形色色被扭曲的人形。这些扭曲的人形何尝不是捷克人的写照？他们持杯在手，身体里有着与生俱来的快乐细胞，却又有难以排遣的历史隐痛，他们有着夸张的喜怒哀乐，也有着痛彻骨髓的腥风血雨，伊利·曼佐用漫无边际的诙谐道出了捷克的悲恸与凄凉，这是他的才气和力量，也是他不动声色的残忍，恰恰是在这样的残忍中，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坚强不动声色地凸现出来。
赫拉巴尔对中国传统文化痴迷不已，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恰是如此，东方哲学的沉着与空灵常出现于他的作品之中，这也反映在这部影片里。“人，总是在意外中，方能成为真正的人，在崩溃、出轨、失序的时候。”影片的结尾，简·迪特说，这几乎是赫拉巴尔颠沛流离的一生的写照。1996年，赫拉巴尔从一家医院的五楼坠落身亡，自杀还是他杀？至此依然是个谜。在他的笔下，简·迪特出狱后，被放逐到捷德边境森林，修一条永远也修不完的公路，在这里，简·迪特却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了意味深长的安排：残骸顺着河水从南北两个国家各自流走，最终在大西洋汇合，从而完成人生的圆满。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诚哉斯言！
关照人性，并不是简单揭黑
作者：解宏乾 字数：3114
王跃文，自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以来，便不断引发话题和关注。1999年《国画》出版后三个月内重印五次，此后被禁十年。随后，他相继出版的《梅次故事》《朝夕之间》等一系列描写当代官场的作品，纷纷被禁。但这些却并没有妨碍读者对他的追捧，据说《国画》仅盗版销售已超过500万册。王跃文被冠以“当代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号，虽然他本人并不喜欢被读者和媒体贴上这样的标签。当代文学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民甚至评价说：“王跃文之于官场小说，就相当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琼瑶之于言情小说、二月河之于帝王小说。”这句判断颇见分量。
不久前，一篇名为《王岐山脸谱》的报道中，一个细节吸引了外界关注：2007年底，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即将上调中央，在向同僚们告别时，他推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便是当年出版的王跃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无意踏入官场
王跃文虽然以“官场小说”成名，但他的家庭教育却是主张远离官场、远离政治。和很多20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王跃文的童年时期正赶上“文革”。他的父亲年轻时是个国家干部，24岁的时候，父亲在反右运动中给领导提意见，被打为“右派”，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持续了21年。为此，王跃文兄弟五人都不能正常上学，姐姐和哥哥不能考大学，不能参军。“只要逢上政治运动，父亲必定上台挨批斗。批斗一个‘右派’不需要理由，罪状随时可以归纳几条出来。那时候，只要听到生产队和大队吹口哨召集开会，我胸口就怦怦跳。”王跃文回忆道，“我是在受冷落、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从小对世界充满恐惧，从小就慌张而怯弱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将在乡村终老，死后埋进村子对面一座叫太平垴的山里。”
因为父亲的遭遇，王跃文从小就不想同政治有任何关系。他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但没想到，他从怀化师专毕业时，县政府正要招一个应届毕业生做文秘工作，在教育局查阅到他的档案时，觉得他的文字功底不错，就被选中了，“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
王跃文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后来我参加工作，母亲叮嘱我要‘紧闭口，慢开言’，希望我以父亲的经历为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说话、做事能谨慎一些。但我没有做到，反而比我父亲更过分。我父亲只是写了一张大字报，我却写了几百万字。”其实，王跃文早在能够从容对付机关材料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1988年8月8日，《湖南日报》文学副刊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一篇题为《书房小记》的散文。此后便一发不可收，他又接连发表了很多中短篇小说，题材就来源于他所身处的“官场”，“当时还没有所谓‘官场小说’的说法。同事们看了我的小说，都很赞赏，县里领导也很欣赏。我从县政府机关调到市政府机关、省政府机关，同我的文名似乎有些关系。”1998年，王跃文获得湖南省青年文学奖。
《国画》一夜成名
1999年《国画》出版，首印五万册，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三个月内加印至十多万册，一时轰动中国文坛。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宦海沉浮为线索，揭开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体现了权力对人性的挤压。在机关工作了17年的王跃文，看到了太多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在小说里剖析的这种官场亚文化，不曾被专家研究过，但却是千百年来真正左右中国官场的实用理念，一种无法堂而皇之却让官人们奉如圭臬的无聊文化。
王跃文说：“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但他并没有想到，《国画》的出版会引发风波，他也因此改变了一直延续近二十年的人生轨迹。2000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改革的动向和政策是对不太适合岗位的、文凭低的、年龄大的、工作能力不行的人实行分流。当时36岁的王跃文，被列入到了年龄大被分流的对象。
但对此，王跃文却表示：“我不后悔，我很庆幸。” 那时的他对官场没有兴趣了，“我曾经也有功业抱负，心想只要好好干，总会在职务升迁上有所回报。我设想自己可以做个好官，多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要做官，很多时候功夫在诗外。我不想委屈自己。只能说因为《国画》这部作品我真正意义上弃政从文了。”
在他看来，之所以《国画》能够一夜成名，且引发官场小说热直至今天，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国家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与窥视。他告诉《国家人文历史》：“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我并没有刻意将朱怀镜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好官或庸官。”
以古喻今，剖析官场智慧
自《国画》出版后，王跃文的每本书都很畅销。这也让他颇为“焦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矫情，而是文坛上的确有人说太畅销的书上不了台面。”2004年，王跃文在一次去晋南阳城的旅行中，参观了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康熙对陈廷敬的一句评价：“宽大老成，几近完人”，让熟悉官场规则的王跃文一下产生了兴趣。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无论是权倾天下的明珠，还是辅弼重臣索额图，最终不是罢相削权，便是身死囹圄。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陈廷敬却驰骋官场五十三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乞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官场路数、人情世故古今并没有太多变化。身处官场，几乎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为何唯陈廷敬为官善始善终？”带着如此疑问，王跃文查阅了大量史料，试图一探究竟。
《大清相国》塑造了康熙朝一位被遗忘的人物——陈廷敬。小说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描写了大臣群像，反映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再现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王跃文此前曾写的官场中，从没有一个完全正面的人物，而陈廷敬却是一个地道的好官，“现实生活中的正面人物当然是绝大多数，但我平时真的不敢轻易相信哪位官员是位好官，说不定他明天就被抓起来了，那样倒显得我很愚蠢、很幼稚。我宁信古人，不信今人。”
在《大清相国》中，王跃文为陈廷敬的成功概括了五字秘诀，“一‘等’，他少年得志，如果心浮气躁就会被淘汰；二‘忍’，官场复杂，会碰到很多的事情，在他羽翼未丰之前，只好忍耐；三‘稳’，在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时，能够沉住气；四‘狠’，善于决断，敢于下杀手，不要妇人之仁；五‘隐’，这点是古代的官员都比较认同的，好多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如果你在那里不退的话，很可能不得善终。”
虽然，这“五字诀”是王跃文的总结，但却是古今官场很多成功人士的法宝。对此，他解释道：“我觉得我并没有在这里宣扬一套庸俗的官场哲学，只是真实地反映和描写一些官场的为官智慧。我们现代人看这‘五字诀’，看到的应是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对人物的残害。但是，官场文化没有彻底自新，官场中人还得这么过下去。”
不久前，王跃文凭借中篇小说《漫水》，获得刚揭晓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24届全国书博会期间，王跃文又带来了新书《爱历元年》，此次他的目光聚焦在了爱情、家庭这个主题上。人到中年的王跃文，将自己的很多人生感悟也融入书中，“过去的二三十年人们都走得太快了。国家发展快了，人们赚钱多了，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都变好了，但人们却忘了内心的精神生活，忘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当社会被某种辨识不清的洪流所裹挟着向前走的时候，我想停下来看看，狂奔的人们丢失了什么。”
年历
字数：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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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
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致同意将二战的战争重点从欧洲转向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