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300年:从帮会到黑社会-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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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并无特异之处。见面之后，彼此先寒暄了几句，都用浦东话。杜月笙请陈存仁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说：“困下来谈谈。”对陈存仁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陈则答以：“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接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杜月笙因为识字不多，所以请陈存仁读给他听。杜月笙最初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十来个字。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还教给他认字。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了！他对熟人并不讳言自己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学费是小洋五毫。后因五毫筹不到，就此辍学。杜月笙虽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有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凡是办一件事，他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在决策时，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
杜月笙所受的教育，主要得益于听书，如《岳飞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
1931年，杜月笙集资50万元，在家乡浦东高桥镇重建杜家祠堂。翌年祠堂落成，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家祠落成典礼。众多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纷送去匾额，以表祝贺，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军政部长何应钦、实业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长王宠惠、警察总监吴铁成、前大总统徐世昌、前大总统曹锟、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学大师章太炎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蒋介石送的匾额“孝思不匮”。
杜月笙成为青帮头子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大量收徒弟。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在上海本地约有2000人，外地各省约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500余人。抗战时期，杜月笙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42年10月他到西北去巡视，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到他的捐助，投门生帖的近2000人，他收了1500名门生。
上海青帮，经过清末民初的风风雨雨，终于从一个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逐渐蜕变成了黑社会组织。
4。阶级构成的变化
民国年间上海青帮人物的阶级构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再属于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而是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广大民众的工具，其首领多跻身于上流社会，其成员的阶级构成也颇为复杂。成员中既有流氓打手、军警、特务，以及外国租界里洋人的奴才，也有党政军里的中高级官员，工商界、医药卫生界的头面人物。除了三大亨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张镜湖 曾与高士奎同在徐宝山部下任职，担任七十四旅旅长，其较出名的徒弟有韩复榘、孙桐萱及三十师师长王修身、陇海铁路驻沪办事处处长陈守志。
曹幼珊 名焕智，字幼珊，山东历城人，因排行第三，帮内兄弟尊他为“曹三爷”，也是青帮江淮泗的大字辈。他早年曾在扬州当过马快（警探），后来投在徐宝山手下，但未受到重用。清末民初来到上海后，广收门徒，以便与湖州帮争夺地盘。所收徒弟多为人口贩子、开妓院的老鸨以及在码头上行骗的“翻戏党”。这些人多属于下三流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青帮“大字辈”，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少影响。
樊瑾成 字宝瑜，江苏徐州人，人称“樊大胡子”，私盐贩出身，加入青帮后，成为兴武六帮的大字辈，形成一股势力。后来经大字辈的汪禹丞牵线，接受招安，成为淮北“缉私统领”。辛亥革命后，被收编为湖南军阀赵恒锡部下，担任第七军军长。1920年皖系垮台后，先回到扬州当寓公，后来迁居上海，是张啸林的老头子，由张啸林供养。
袁克文 字克寒，袁世凯次子，为了逃避袁世凯诸子争夺“太子”之位而从天津前往上海，通过“灵前孝祖”的方式，加入青帮并取得大字辈的辈分，以便人身安全得到保护。他自幼喜爱书法、诗词和古玩，成为青帮大字辈后，在上海文艺界收有大量门徒，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自任主席兼审查。他对于同一字辈的人，不问职业高低，都与之结为异姓弟兄。他曾对弟子陈悌敏说：“切不可轻视下流社会，因为下流社会的知识虽然简单，但只要不轻视他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这是我在上海孝祖后的经验。我自对你张爷爷孝祖之日起，随时随地都有人做我的临时保镖，这些义务保镖都是上一流的人派来保护我的。因为我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们都服从我的指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南市城隍庙去玩，刚说出这句话，其中一个义务保镖说：‘我去布置一下，可以使大家安心。’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对我说：‘布置好了，等您吸足了烟，我们就随您去玩。’我抽好烟，带着他们到新北门下车，就见到有人和布置的人耳语，我一路走，一路看着玩，也一路留神注意我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暗中保护我。”
张树声 江苏人，有南“天王老子”的外号，以区别于北方冯玉祥部下的张树声。1919年，袁克文等17名青帮大字辈人物在上海举行恳亲会时，张树声以“耆德龄高”被推为“老大”。
张树声 字俊杰，生于1881年秋，原籍河北沧县，清末曾在冯玉祥所在的第六镇第十一协第二十一标当哨官（相当于连长）。辛亥革命时充当营长。参加冯玉祥的滦州起义，失败后逃到上海，参加了青帮和红帮。后来冯玉祥由四川回到河北廊坊后，张树声也从上海回到廊坊，被冯委任为高参。1918年在湖南常德被冯委任为团长。1925年春，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张树声在军中任帮办。1930年西北军瓦解，张树声来到上海，黄金荣为他准备了一处住宅，他便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招收青、洪两帮的徒弟。他每到一处，就开一次香堂，由徒弟们照顾吃住，临走时由徒弟送行。由于他在青帮里的辈分高，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徒子徒孙约有9万之多。上至蒋介石周围，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水旱码头都有他的徒弟。他在重庆总是在两家饭馆开香堂，每次开香堂，他都要讲一套帮会的历史，也就是帮会“反清复明”的一套说辞。张树声虽然主要搞青帮，但是也搞洪帮，这同四川的袍哥有一定关系。张树声在重庆被称为“无冕之王”，有一次他患病，在一家教会开办的宽仁医院做手术。这所医院是当时重庆最阔气的医院，他居然包了二楼整层的房间。从病床到大门，都有便衣“副官”站岗，并且佩带着美式左轮枪。每天前来询问病情者川流不息。有坐汽车的、有坐滑竿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送的礼品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
常玉清 青帮兴武六邦通字辈，原是湖北荆州驻防旗人，清亡后到上海，在日本纱厂做搬运工头，后升至总稽查。在敛钱得手后，开设江苏旅馆、大观园浴室。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联络大汉奸胡立夫、姚子都策应日寇。后逃往大连，躲在日寇卵翼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又随日寇到上海组织“黄道会”，有成员千余人，为日寇效劳，被汪伪授予“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之职，有“江北大王”之称，曾拉拢其师曹幼珊为日寇做情报工作。
顾竹轩 原名松茂。排行老四，因为鼻子大，故人称“顾四鼻子”，苏北盐城人，人力车夫出身。后来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自己坐收租金。为了托庇于青帮，他借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成为青帮的通字辈。曾任上海天蟾舞台经理、上海市参议员。后来又拜黄金荣为师，在上海进行过多次谋杀，其中有7位有名望的。他收徒多达10000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他为了同唐嘉鹏争夺大世界游艺场经理的职位，唆使其徒弟王兴高杀死唐嘉鹏。事后王被捕，判刑10年。起初讲定由顾竹轩负责王的家属的一切开支，3年过后便不按时付给，大有毁约之意。王兴高请饶伯泽密告此案内情，揭发顾竹轩乃是此案的主犯。经调查属实，饶伯泽亲自同公共租界总巡商量，直接将顾竹轩拘捕，移解上海市第二特务区地方法院审办，顾竹轩被判刑10年，直到抗战开始，才由顾祝同出面保释。抗战时期，他为日寇搜集情报，每月从日本人手中得到银洋2000元津贴，供其挥霍。
仅从民国年间上海青帮著名人物的职务和社会地位即可以看出，青帮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而是军阀、官僚和大商人手中的工具。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1）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