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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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治伤，丝毫不亚于关云长刮骨疗毒时的坚毅顽强。

手术后，医生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半尺长的布条，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反而长了一层顽固的肉芽。医生用一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没能愈合。

养伤的将士们一个个走出医院上战场了，粟裕心急如焚。在医院养伤期间，有一天敌人的便衣队袭来，医院的医生和病人立即分散隐蔽。粟裕一跑出医院就被四个穿便衣的敌人盯上了。他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

后来，粟裕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奇缺，在当时就算最好的一种外用药品了。

这一次，是粟裕第四次负伤。

粟裕伤愈出院是1933年11月。他返回部队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红十一军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寻淮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

刚回部队，粟裕就参加了浒湾、八角亭战斗。

浒湾、八角亭在抚州金溪县，靠近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守军是国民党冷欣的一个师，下辖五个团。

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正面进攻，袭取讲湾；三军团迂回其侧后。

粟裕率二十师发起进攻。二十师编制不足，全师只有二千多人。

奋战两昼夜，攻不下浒湾，被迫撤出战斗。

在浒湾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使用了飞机和装甲车。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在战场上最初见识这种现代化的战争工具，红军将士们不知如何对付。有的甚至手足无措。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第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被撤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

第七军团在闽赣边执行军事牵制任务时，有一次阻击向江西开进的国民党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从前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同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连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粟裕以为政委同意了，一转身就走。

那政委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

粟裕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军委来电批评第七军团为何不继续追击。

从此，政委把粟裕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浒湾、八角亭战役结束后，部队在一个庙里开会欢迎这位刚到红七军团的新政委，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回来。

军团长见粟裕到了门口，便走出来同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新到任的政委就在讲台上拍着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这位政委还不认识粟裕，而对军团长竟然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来一个下马威。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1934年7　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已持续了九个多月了。红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败局已定。中共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粟裕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

7　月7　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征程。先遣队此行，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着民族的安危。

离开瑞金时，粟裕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已定，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当此寇深祸亟之时，党内“左”倾猖獗，不可一世，红军的存亡尚在不测之中。作为精忠报国的将士，作为一个怀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于危难之际受命远征，其慷慨悲壮之情怀，自是可以想见。

粟裕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追述：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四章北先遣南挺进困境求壮大1934年7　月初，红军面对的局面已相当严重。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在红军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懂中国国情而领导中国革命，不懂军事而指挥革命战争，把中国革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自1934年7　月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到1935年1　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

1979年底，粟裕请教叶剑英：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

叶剑英答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

在粟裕向叶剑英请教之前的1973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曾经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事向朱德请教，朱德答复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转移）。”

粟裕说，朱德和叶剑英的谈话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际，由于种种原因，身为先遣队重要指挥员之一的粟裕并不了解先遣队北上的真实意图。

若干年后，他看到中央给抗日先遣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先遣队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

1934年7　月初，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

部队到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接见了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地是皖南。当时皖南有几个县发生了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

这支队伍，编制不足，名为一个师，实际相当于一个大团。武器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

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他俩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所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国民党水口守军闻风而逃。8　月1　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先遣队之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敌人发现了红军，福州城加强了戒备。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