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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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严重后果。彭德怀把信送给毛泽东后，对于这封信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二是在党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参考。

彭德怀的信，在毛泽东的案头放了两天。

毛泽东左思右想，考虑着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　月16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中央军委守摊子。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林彪也都未去庐山，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黄克诚没有在意。

他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是讲我国现已有一千多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苏日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另一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军委开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于是黄克诚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此时，国内情况开始出现混乱。河北、山东发生饥荒，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亡缅甸的人相当多。

看了内部参考，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非常不安。“报告总长，中央急电。”一位参谋递过来一封电报。黄克诚一看，是中央通知他立即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拿着电报，陷入了沉思。

黄克诚已经得知，7　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看来凶多吉少，很可能要遭到批评。

他意识到会议分歧严重。

黄克诚想：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总的看法基本相同，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也好。黄克诚接彭真电话，让黄克诚和他一起上山。

7　月17日，黄克诚到达庐山。

上山后，黄克诚住进安排好的住房，碰巧正在彭德怀对面。一会儿，彭德怀便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耿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黄克诚接过彭德怀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沉默良久。

“彭总，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这样做？”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爽朗他说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黄克诚说。“他不见我啊！”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道。

建国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很少见面。彭德怀很有感触。第二天清晨。

庐山云雾缭绕。

庐山的雾，时聚时散，时疏时密，迷蒙变幻，景色万千。这给那以奇峰异石、青松碧水而著称于世的匡庐，增加了一层奇幻的色彩。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寒暄之后，他们又谈到国家形势。

二周和李锐意见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

“会议上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谈道。

黄克诚同情他们的观点。

“我在书记处会上谈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克诚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找谭震林谈了谈。谭震林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黄克诚和谭震林意见不一致。

谭震林对黄克诚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却先去看李先念？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不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克诚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谭震林争吵起来。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知道谭震林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的，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谭震林发了火。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这“反兵”二字，黄克诚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他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不料，后来成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据。

彭德怀的信发给与会人员后，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来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

会议气氛活跃起来，会议一开始就蕴含着的两种意见分歧，转向了公开争论。

多数人是基本同意，只是个别文字值得斟酌。对这封信完全赞成和基本反对的，都只有个别人。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发言，他们的意见不得而知。

在赞成的发言中，最重要的要算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三人了，后来，他们因此被列入“反党集团”。

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是中间一句，两头是一致的。黄克诚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说道：“《会议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作风上的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缺点造成的影响是：第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第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第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受到影响。“黄克诚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

“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在别的场合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了，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

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七千亿斤，说是六亿人口，人均产量过千斤，粮食过了关。

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谁说的？”有人质问黄克诚。

“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克诚坚持原则，态度非常强硬。

当时，组里大多数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表示同感。有两个人批评他，他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

7　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成为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的一个转折点：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就跳之势。

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有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槁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些。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

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

今年3　、4　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定。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他已经把会上的意见分歧，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

黄克诚等简直是当头一棒。他们十分震惊。

会后，彭德怀对毛泽东说，他的信是供毛泽东个人参考，不应印发。

但是，事已至此，彭的解释又有何用？

中午，彭德怀回到住处，和黄克诚一起就餐。

两个人对面而坐，谁都没有说话。

黄克诚只吃了一口饭，一言不发，就离席而去。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彭德怀见此情景，更吃不下，也抛下筷子回到自己住处。黄克诚反复思索，就是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

当晚，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的电话。

“总长，我们想和你谈谈！”

“谁？”

“有我周小舟，还有周惠、李锐。”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是不要来吧。”

“我接受不了，一定要去。”周小舟坚持道。

“那么……来就来吧。”黄克诚见周小舟很坚持，也就让步了。

三人中，周小舟特别激愤。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克诚处不好，可是未能阻止住周小舟。

谁能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呢？周小舟等三人都有火气。

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

李锐说话带着气：“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比较冷静：“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

“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黄克诚劝他们说。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问道。

“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说道，“有意见还是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

周小舟平静了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三人正准备走时，恰遇彭德怀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彭总，我们离右派只三十公里了。”周小舟对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彭德怀说道。

李锐觉得不太好，示意周小舟走，说天晚了。

周惠一般比较谨慎，什么话也没说。

随即，他们三人起身出来，各自归去。

正巧，他们出门时，被人遇见了。后未，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7　月20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庐山会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