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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部分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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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严重后果。彭德怀把信送给毛泽东后,对于这封信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二是在党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参考。

彭德怀的信,在毛泽东的案头放了两天。

毛泽东左思右想,考虑着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 月16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中央军委守摊子。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林彪也都未去庐山,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黄克诚没有在意。

他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是讲我国现已有一千多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苏日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另一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军委开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于是黄克诚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此时,国内情况开始出现混乱。河北、山东发生饥荒,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亡缅甸的人相当多。

看了内部参考,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非常不安。“报告总长,中央急电。”一位参谋递过来一封电报。黄克诚一看,是中央通知他立即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拿着电报,陷入了沉思。

黄克诚已经得知,7 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看来凶多吉少,很可能要遭到批评。

他意识到会议分歧严重。

黄克诚想: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总的看法基本相同,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也好。黄克诚接彭真电话,让黄克诚和他一起上山。

7 月17日,黄克诚到达庐山。

上山后,黄克诚住进安排好的住房,碰巧正在彭德怀对面。一会儿,彭德怀便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耿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黄克诚接过彭德怀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沉默良久。

“彭总,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这样做?”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爽朗他说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黄克诚说。“他不见我啊!”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道。

建国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很少见面。彭德怀很有感触。第二天清晨。

庐山云雾缭绕。

庐山的雾,时聚时散,时疏时密,迷蒙变幻,景色万千。这给那以奇峰异石、青松碧水而著称于世的匡庐,增加了一层奇幻的色彩。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寒暄之后,他们又谈到国家形势。

二周和李锐意见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

“会议上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谈道。

黄克诚同情他们的观点。

“我在书记处会上谈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克诚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找谭震林谈了谈。谭震林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黄克诚和谭震林意见不一致。

谭震林对黄克诚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却先去看李先念?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不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克诚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谭震林争吵起来。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知道谭震林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的,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谭震林发了火。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这“反兵”二字,黄克诚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他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不料,后来成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据。

彭德怀的信发给与会人员后,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来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

会议气氛活跃起来,会议一开始就蕴含着的两种意见分歧,转向了公开争论。

多数人是基本同意,只是个别文字值得斟酌。对这封信完全赞成和基本反对的,都只有个别人。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发言,他们的意见不得而知。

在赞成的发言中,最重要的要算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三人了,后来,他们因此被列入“反党集团”。

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是中间一句,两头是一致的。黄克诚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说道:“《会议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作风上的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缺点造成的影响是:第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第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第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受到影响。“黄克诚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

“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在别的场合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了,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

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七千亿斤,说是六亿人口,人均产量过千斤,粮食过了关。

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谁说的?”有人质问黄克诚。

“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克诚坚持原则,态度非常强硬。

当时,组里大多数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表示同感。有两个人批评他,他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

7 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成为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的一个转折点: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就跳之势。

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有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槁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些。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

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

今年3 、4 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定。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他已经把会上的意见分歧,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

黄克诚等简直是当头一棒。他们十分震惊。

会后,彭德怀对毛泽东说,他的信是供毛泽东个人参考,不应印发。

但是,事已至此,彭的解释又有何用?

中午,彭德怀回到住处,和黄克诚一起就餐。

两个人对面而坐,谁都没有说话。

黄克诚只吃了一口饭,一言不发,就离席而去。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彭德怀见此情景,更吃不下,也抛下筷子回到自己住处。黄克诚反复思索,就是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

当晚,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的电话。

“总长,我们想和你谈谈!”

“谁?”

“有我周小舟,还有周惠、李锐。”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是不要来吧。”

“我接受不了,一定要去。”周小舟坚持道。

“那么……来就来吧。”黄克诚见周小舟很坚持,也就让步了。

三人中,周小舟特别激愤。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克诚处不好,可是未能阻止住周小舟。

谁能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呢?周小舟等三人都有火气。

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

李锐说话带着气:“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比较冷静:“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

“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黄克诚劝他们说。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问道。

“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说道,“有意见还是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

周小舟平静了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三人正准备走时,恰遇彭德怀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彭总,我们离右派只三十公里了。”周小舟对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彭德怀说道。

李锐觉得不太好,示意周小舟走,说天晚了。

周惠一般比较谨慎,什么话也没说。

随即,他们三人起身出来,各自归去。

正巧,他们出门时,被人遇见了。后未,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7 月20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庐山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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