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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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文人小说下载
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清议中的民族英雄。他知道这样做给个人带来的利益与好处，可他不愿“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是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与担当，化解了一场危机与战争。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满清帝国，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国力之孱弱已达至极点，一旦与洋人开战，并且是七个西方强国，其结果会怎样？必定是“全局瓦裂”，分割成西方列强的一块块殖民地。况且天津教案的主要过失在于中方，曾国藩只能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
天津教案之爆发，过失虽有多少、大小之分，但责任在于教会、暴民、天津官府、西人四方。可一等曾国藩到达天津，情势立即发生逆转，中外焦点全部聚集于他一身，应负责任的四方都可诿过，本无半点干系的他，似乎整个教案由他一手操纵造成，得承担来自方方面面的所有愤怒与指责。一番赤诚努力不仅没有换来赞赏与理解，反而成为千夫所指，审判席上唯一的受审对象。弄得追求道德完美的他也仿佛真的犯下一桩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不得不灰头灰脸、诚惶诚恐地公开承认自己“举措失宜，悔憾无及”。在私人信件中，除引咎自责外，他更担忧的则是未来时局：“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哪怕曾国藩再置个人名声毁弃于不顾，“拼却生命以顾大局”，岂能挽回老大帝国固步自封、颟顸愚昧而造成的天下之颓势？
纵观中国历代战争中的所有主和者与谈判者，最后无不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嫌疑与下场。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天无二日、唯我独尊，没有多元化，没有兼容并蓄，没有平等共存，只有征服屠戮、臣服朝贡。
曾国藩对国内外形势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主要得益于由他一手促成的洋务运动。
由理学家而洋务派，二者之间看似没有相通之处，但曾国藩很好地吸取了理学中经世致用、讲求实践的积极因素。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取胜的关键，很大程度在于武器之精良。于是，曾国藩先是奏请咸丰皇帝支持湘军购买、装备西方新式武器，然后自己在安庆建厂制造火药、子弹，又内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中国没有主动向外国学习的传统，曾国藩开创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算是开了一个先河。由生产弹药、造枪造炮，尔后又制造蒸汽机，建造轮船军舰。军械所先由安庆迁往南京，改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后又迁至上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与发展需要也在逐步完善，比如办洋务就得新型人才，曾国藩慧眼识珠地引进了徐寿、华蘅芳、容闳等一大批精通西方洋务的精英；随着洋务实践的深入，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便显得十分重要，曾国藩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筹建翻译馆、印书处，通过外人口译、国人笔译的形式，翻译出版了以机械制造学为基础，涉及算学、化学、历史、地理、矿物学、天文学、博物学、医学、法律学、制造船学、水陆兵法等领域的西方大量科学著作，不仅培养了自己的科技人才，奠定了近代科学基础，对近代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正是从江南制造总局的这些译书中开始了解西学、认识西方。
早期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有一项可谓高瞻远瞩的规划，那就是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真正的西学人才。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朝鲜等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未有过堂堂天朝大国远赴外夷学习之先例。可以想见的是，此项“中华创始之举”该受到多大的非议与阻力。曾国藩虽未见到这项计划的最后施行，尽管留美教育过早夭折，但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功不可没，成为日后大规模留学运动的先声与基础，选派的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各种专业人才。
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思想，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学习西方而不受制于西方。清廷曾出巨资向英国购买船炮，组成了一支聘任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总指挥，英国海军官兵六百余人为雇员，大小船只共八艘的中国现代化舰队，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未经清廷同意，与阿思本签订私下协议，认定他不仅为舰队总司令，所有官兵听其调遣任用，而且除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令外，不接受中国其他官员命令，即使皇帝命令也由李泰国转达，而李泰国对中国皇帝的命令又拥有否决权。面对英人控制中国军队的野心，积极支持购买舰船，本欲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曾国藩，为避免日后喧宾夺主、受制于人乃至不堪设想的后果，不得不毅然采取“断臂”措施，马上上书朝廷，要求即刻解散阿思本舰队。清廷为此白白损失了六十六万余两白银，但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长远利益出发，又是十分值得的。由此也可见出，曾国藩背负的“汉奸”、“卖国贼”骂名何其冤枉！
关于曾国藩的身后评价，长期以来有着两个不同的极端，正如章太炎所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推崇他的人说他是“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比欧韩，尊他为“理学宗师”、“圣哲”、“完人”，其文治武功超越前古。衣钵传人李鸿章说他“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梁启超评论他“盖有史以来不二睹之大人也”，“岂唯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清史学家萧一山在其代表作《清代通史》中评价曾国藩“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毛泽东早年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即使晚年观念有所改变，也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国藩顶礼膜拜不已，他置《曾文正公全集》于案头，终生常读不辍，还将蔡锷选编并作序的《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培养高级将领的教科书……骂他者除“汉奸”、“卖国贼”外，还有“曾剃头”、“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吾祖民贼”、“虚伪的道学家”等。
曾国藩之所以毁誉有加，与其行事难脱干系。在湖南长沙帮办团练时，坚决镇压各地会党组织，对那些抓来的所谓会党（实则农民），动不动便“就地正法”，显得相当残忍。他成立的审案局在短短四个月之内，便“立予正法”一百零四人，“立毙杖下”二人，“监毙狱中”三十一人，还不包括他指令湖南各县就地处死的九十二人。湘军攻陷安庆后大量杀俘，占领南京后烧杀掳抢等残暴行为，曾国藩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他倡导实行的军队私有，最终演变成北洋军阀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间长期混战不已，弄得国力衰竭，民不聊生，追根溯源，曾国藩显然难逃其咎。
就个体生命而言，曾国藩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统一体。他严肃刻板，却又显得幽默风趣，据李鸿章言，曾国藩在军营的饭桌上“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推崇仁爱，却滥杀无辜；提倡清廉，而对部下的贪脏枉法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拥有一支虎狼之师，却以愚忠自剪羽翼，结果受制于清廷……特别是面对先进的世界文明大潮，曾国藩以其远见卓识，奋然投身其中，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个造出轮船，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第一个提出“官商督办”，第一个上奏提出派遣留学生计划……然而，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当守旧之人，他所坚守的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精华，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应该丢弃的糟粕。比如对西医没有正确认识，子女请西医给夫人看病，心中便十分不快；对厘税征收工作，坚决反对按照西方的科学管理方法；引进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但对其政治制度、思想体系方面的内容，却视而不见。
曾国藩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善恶兼具的本性。难得的是，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制内心私欲，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他小时候心胸并不宽容豁达，睚眦之仇必报；也非老练沉稳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情浮躁，常与人争强好胜……这些不足，日后都被他在修身养性的功课中以坚韧的毅力一一克服。他笃信理学清心寡欲，可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于是，内心便十分羡慕妻妾成群的同僚。一次赴宴见到进士同年的美妾，不禁心猿意马，“目屡邪视”，回家后听见卧病在床的妻子呻吟不已，心绪更是烦躁不已。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开始反省，不由得严厉责骂自己“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他平素有抽水烟的习惯，烟瘾极大，后意识到吸烟的危害，便开始戒烟。可戒烟的痛苦令他万般难受，戒烟中期时有反复，最后咬牙下定决心，经历三次戒烟，才终获成功，后半辈子的三十年间，再也不吃。“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曾国藩在成就一番伟业的壮志激励下，始终在理念与欲望相互斗争的困境中挣扎不已。他立有“三戒”，即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写有“三字箴”即“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作有“五箴”，即立志、居敬、立静、谨言、有恒。“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他曾言道：“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他将自己居所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他给自己规定，每日必须做到十二条课程：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哪怕戎马倥偬，他都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并且写得相当细致。记下白天的一切，也就是不断反省、不断改过、不断求知、不断前进的过程。他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诚心、诚敬、诚恳、诚笃、诚朴、诚实、诚挚，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不作苟且之事。没有谁去要求他苛责他，可出于修身养性、自我锻铸的内在生命自觉，他为自己订立了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并且严格实行，将这些良好的人生习惯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曾国藩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毅力格外坚韧。队伍从衡阳刚拉出来不久，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幕僚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如实供述，称湘勇“屡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