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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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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看过两道折子,特别是张之洞留有转圜余地的奏章,简直点中她的穴位:小太监给自己胞妹送物,仗势直闯午门,骄横无忌,为此杀掉几名满族护军,不仅具有私心之嫌,还得背上违逆“祖制”的不孝骂名,实在有点过分与不该。慈禧思虑再三,终于幡然省悟,下旨从轻发落,对护军玉林、祥福等人处以杖责,或流放,或圈禁。同时,她也没有放过惹事太监及内务府相关人员:“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

一桩看似已成定局的案子,就这样在张之洞等人的上疏力争中出现转机,得以公平“落幕”。

有人做过统计,从光绪五年底至光绪六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张之洞共上疏达十九次之多。他的奏议,部分虽有纸上谈兵的书生策士之见,以空言博取时名,但更多的,则是针砭时弊,有的放矢。他还特别善于选择时机,把握分寸,显得有理有节,因此,大多奏章都能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也是张之洞与其他清议人士的区别之所在。清流派健将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今天纠这个,明天弹那个,触怒重臣,难免惹来众人非议,积怨甚深。而张之洞所上弹劾疏章,在数量上并不比他们少,言辞甚至比他们更加尖锐,但遭受的攻击却并不多,便与他注重策略,讲究艺术,处事圆滑,对事不对人有关。比如针对“庚辰午门案”的疏章,陈宝琛直来直去,慈禧难以接受;张之洞则于迂回婉转中直指问题核心之所在,其中的阿谀奉承之辞,也属“马屁拍到了点子上”,使得慈禧心服口服,对他另眼相待。

清流派健将大多因空言务虚、树敌过多等原因,命运乖舛,最终没有落下什么好结局:张佩纶在马尾海战中兵败逃跑遭弹劾,差点身首分离,后虽保住性命,但已是身败名裂,革职流放后再也没有机会“翻盘”;陈宝琛以“荐人失察”之过遭弹劾,被清廷降职五级,他自感无所作为,适逢母亲病逝,遂丁忧返籍,从此终老故乡;其他如宝廷,奉命典试,在归途中买妓为妾,被人抓住把柄,只好自我弹劾,免除官职后娱情山水,狂饮大醉而逝……

在所有清议派头面人物中,唯有张之洞例外,不但未遭贬官革职之厄运,反而不断往上升迁:先放巡抚,后任总督,历任封疆大吏二十余载,最后入阁拜相,位居极品,达至人生峰巅。

张之洞直线“窜红”,主要得力于慈禧太后的信任与提携。

人们大多知道张之洞属直隶南皮人,也就误以为那里是他的出生之地。其实,河北南皮只是他的祖籍,张之洞于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其时,父亲张瑛正出任贵州兴义知府。生于官宦之家,受过良好传统文化教育的张之洞可谓少年得志。按照秀才、举人必须回原籍应试的科举规定,张之洞归返河北南皮应试,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五岁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举人。乡试夺魁称“解元”,是科举场上难得的荣耀。于是,张之洞“一时才名噪都”,连深居宫闱的慈禧太后,也有所风闻,可见当时反响之大。

然而,此后的张之洞似乎从科举考试中销声匿迹了。以致十年之后,慈禧太后不知怎么想起了十五岁即中解元的张之洞,为久不见他入值翰林院而不解。原来张之洞为父守制三年错过考期,后又因族兄、礼部尚书张之万连续两年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不得考试,也就一误再误了。慈禧弄清缘由后,不禁深为惋惜,心中暗生提拔之意。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廷试对策因“指陈时政,直言无隐”触怒众多考官,幸得大学士宝鉴慧眼识珠,力排众议,总算列了个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张之洞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格外眷顾,特意将他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三天后参加朝考,又获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编修。为此,张之洞不由得感激涕零,也促使他对慈禧太后一辈子效忠不二。

慈禧提拔重用张之洞,张之洞知恩图报,两人可谓“相得益彰”。

慈禧善用手腕,喜弄权术,她控制大臣一个有力且有效的手段,便是“平衡牵制术”:让主要大臣相互间扯皮拉筋,你争我斗,她便从中坐收渔利。比如清流派的出现与坐大,便是她有意“制造”的一个“产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实力日渐扩大,慈禧担心尾大不掉,便培植一批对李鸿章等权臣不满的翰林院官员,利用他们指斥朝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加以钳制。

慈禧对张之洞不断上奏的疏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青睐有加,特别是他为维护慈禧个人利益与统治地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更是深得慈禧赞赏。

1875年,同治帝病逝,没有留下承续大统的后代。依照满清前例,应从下辈中择贤立嗣。如此一来,慈禧的身份再也不是太后,而是太皇太后,将永远退居幕后。为保持“母后”地位,达到长期垂帘听政的目的,慈禧不惜违反祖制,从同治帝同辈人中挑选继位新皇。挑来选去,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醇亲王奕譞年仅四岁的儿子载湉身上。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却又奈何慈禧不得。事隔四年之后,吏部主事吴可读为维护名教,趁参加同治帝与皇后的共同葬礼之机,不惜身服毒药,以“尸谏”方式,再度掀起立嗣风波。吴可读在遗折中写道:“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又说“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一时间,朝野震惊,慈禧无以自辩,处境十分尴尬。这时,张之洞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上疏为慈禧极力辩解。他“援引经旨”,说载湉继位不仅“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也“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此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又以务实的态度指出,纠缠于名教是非,动摇新皇光绪帝位,极有可能招来政局动荡不安。张之洞奏折一出,慈禧之围稍解,又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继续垂帘听政了。

张之洞为报效慈禧之恩,竟违心地置儒家精义与祖宗之法于不顾,他的工于心计、处世圆滑、首鼠两端由此可见一斑。这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也就难怪同为清流派健将的张佩纶也要忍不住讥讽他几句,说他旁顾、趋时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慈禧太后自然不会亏待于关键时刻忠心耿耿、勇于效命的臣子张之洞,“恩宠”与“帘眷”很快降临:在短短的时间内,张之洞便被擢拔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从四品);再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从二品);1882年1月7日,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由一名闲散的京官,跃为实权在握的地方大吏。

以出任山西巡抚为转折,张之洞告别长达六年的清流生涯,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身为一方诸侯,他不得不抛弃过去的虚蹈空谈,以务实为要,施行他的治晋方略。时间一长,张之洞的个人角色,也于不知不觉间发生转换,逐渐向他曾经猛烈抨击过的洋务派靠拢,最后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过渡为洋务派中的一员,而且在后期洋务派人物中独占鳌头,享有“洋务派殿军”之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发展。

不少人对张之洞的见风使舵、善于变化不以为然,也就是张佩纶所讥讽的旁顾趋时。既为报恩,也为升迁,张之洞不惜拼却个人声誉,揣摩权倾天下的慈禧心意,不失时机地为她曲意辩护、阿谀效忠,这样的旁顾趋时的确为人所诟病。但他到山西后由清流向洋务的实质性过渡与转变,则为情势所迫,全然出于内在本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种权变通达的“趋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我们应该为之击节赞赏。

山西久蒙大旱,民生困顿,饿殍遍野;加之烟毒泛滥,教案迭起,真所谓“吏事积疲,贫弱交乘”。要想改变这一混乱落后现状,非变革图强不可。张之洞下车伊始,就大刀阔斧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严厉措施。除禁烟效果明显外,其他方面,则乏善可陈,收效甚微。是期望过高,还是整治不力?是奖惩不公,还是操之过急?是没有对症,还是积重难返?为此,张之洞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就在这时,一个特殊人物——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出现在他的眼前。

李提摩太,汉名李菩岳,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精通儒、道、佛经典,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就连他的外表,也装扮成当时的清人模样——身穿对襟马褂,头戴长辫假发。¨wén rén shū wū¨只有高高的个子、白白的肤色与蓝蓝的眼睛,才透出他是一名欧洲洋人的信息。李提摩太不仅致力于传播“天国”福音,也关注人间社会改革,他以赈灾为名来到山西,走访民间,广泛调查,绘制地图,掌握了大量的一手实地资料,力劝国人“采取西方文明,尤其是教育、科学和经济等方面”。

为推行“西化”主张,李提摩太专门拜访山西巡抚张之洞,向他赠送自己所著《近时要务》、《富晋新规》及其他西方书籍,并奉上他思虑良久、切实可行的治晋方略——以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西化”方式改变山西,以开启民智,藏富于民。

张之洞此前对西方科学多多少少也有所风闻了解,只因那是洋务派信奉的东西,又属“夷狄之学”,并未深究细探,认真了解。而现在则不一样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然传统治理方式无法改变山西的落后面貌,何不学习、效仿“西洋术”一试?于是,张之洞静下心来,摒弃偏见,开始研读李提摩太送来的“精神食粮”。“中国南省虽出丝茶,而北省土产鲜有机器制作,终不如进口洋货值丰,此四十年中暗亏不知凡几……果能自此振兴格致,精益求精,将来深明之所以然……”张之洞读着读着,心中不觉豁然开朗。而此时,李提摩太又在太原亲自登台,向山西官绅学士演讲天文、地理、声光电化、医药卫生等西方知识,现场演示氧气助燃、磁石吸铁等简单易行的科学实验,还专门向张之洞一人讲解西方最新的“炼钢法”……一切的一切,都使张之洞眼界大开、惊叹不已,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来要想真正变革现实,致富图强,唯有采取“西法”之策了。

其实,在张之洞身上,深深地烙印着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父亲张瑛任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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