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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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甚至有所倒退。
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来到中国。英人此次前来不是传教，而是带着两国互派使节、商定贸易协议的使命。可他们似乎耍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滑头”，没有直接道明目的¨wén rén shū wū¨，而是打着庆贺乾隆皇帝八十三岁“万寿”的幌子。
万邦景仰，万国来朝，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足以装点盛世门面的喜事。于是乎，马嘎尔尼一行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切的接待”。
然而，事情一旦深入，双方的磨擦龃龉立时互现。清廷视英国为化外之地仰慕华夏文明之风不远万里前来朝贡的岛夷与“藩属国”，时时处处，都以臣属身份对待。而英人则希望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大使级关系，互通商贸，互通有无，进行平等交流。特别是在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九叩首的礼节上，更是发生了严重分歧。数年前，荷兰人为得到通商许可，曾跪倒在清皇脚下，被伦敦的报纸当着滑稽而有趣的头版新闻着实报道了一把。英人对中国的这一传统礼仪实在无法理喻，殊不知跪拜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在国人眼里，人神之间、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唯有跪拜这一礼仪才得以体现。当然，很少有人想过在膝盖一屈的臣服、认可乃至崇拜中，人格与尊严也随之软化、消失殆尽。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如今轮到英人领教中国这一传统礼仪的威风与滋味了，而马嘎尔尼奉行的原则是：“尽可能地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但是坚决反对去做任何把英国解释为中国的藩属国的事情。”在他的坚持下，乾隆皇帝破格答应英国使臣行西礼而不跪地的请求。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656年至1795年的一百四十年时间里，荷兰、葡萄牙、俄国等欧洲国家及罗马教皇派遣使节觐见清朝皇帝达十七次之多，唯有英使马嘎尔尼未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虽然“宽大为怀”，但内心的不满与愠怒可想而知，马上降旨令其早日出境。至于英人提出的通商贸易请求，根据天朝的古老传统，藩属国敬献贡品，皇帝予以大量赏赐，原本在朝贡体制之内，根本就不存在其他方式与可能。双方认识不一，理解不同，于是，英人此行的结局，只能是受到“最严密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清廷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一被他们视为外夷藩属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洗礼，在大不列颠国土上，有着铁厂、船厂、酒厂、造纸厂、纺织厂、面粉厂、自来水厂等数以万计的工厂，已是“海上霸主”、“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因此，当马嘎尔尼看到乾隆皇帝“出狩图”中使用的仍是长矛弓箭时，觉得不可思议，主动向清廷将军福康安提出表演欧洲火器。不料福康安将军不以为然地说道：“看也可，不看也可，蛮夷小邦会有什么了不得的稀罕之物？那些火器操法，哪有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管用？”究其原因，在于“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于是以福安将军为代表的清朝官兵普遍认为弓弩刀矛胜于西洋火器。而马嘎尔尼不远万里献给中国的一份厚礼——一批包括天体仪器、光学仪器、铜炮、榴弹炮、连珠炮、毛瑟枪、望远镜等足以代表西方近代文明与先进技术的贺寿礼物，则被送往圆明园，全部陈放着成了一堆真正的废品，直到近七十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侵占圆明园之时，才被英国人重新找到。
到了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政府再次将目光投向东方，关注在华市场。经过一番准备，1816年，英国政府派遣阿美士德勋爵第二次出使中国。双方仍在三拜九叩的礼仪问题上发生争执，此时的嘉庆皇帝已没有乾隆的包容大度，不由得在传给英使的诏书上写道：“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在经过两百多天的远洋漂泊之后，阿美士德一行于1816年8月行至圆明园，突接此旨，只得无可奈何地带着女王的国书无功而返。
阿美士德对出使中国遭受驱逐的不公正待遇一直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在拜访因兵败滑铁卢而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时，明确向他表示英国准备动用武力征服中国的强烈愿望。拿破仑闻言，深感不安，觉得这不是文明人所应做出的文明理智之举，不禁说出了一句我们一直沿引至今的名言：“中国是一个多病的、沉睡的巨人，但是当她醒来时，全世界都会颤抖！”
可问题的关键是，她什么时候才能睡醒呢？她一时醒得过来吗？即使醒来，是否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呵欠，然后又继续昏睡不已呢？
历史常以惊人相似的面目出现，如果说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正剧，那么第三次就有可能是一出悲剧。
1840年，英人第三次来到中国，仍是庞大的船队，不过大多都是近代化军舰，军舰上是训练有素的官兵以及准备诉诸武力的洋枪洋炮。此行的目的与前两次仍然一致，要求平等对待、通商贸易、互惠互利，只是附加了赔偿鸦片损失的内容。
鸦片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没有鸦片的查禁，也会以其他借口、理由爆发，只不过时间或迟或早而已。战争的可能与结局，不外乎三种：胜利、失败、和谈。胜利绝无可能，即使打赢，只会使清廷变得更加封闭落后、骄横颟顸、夜郎自大；和谈也不可能，自古以来没有华夷平等的传统，哪怕积贫积弱的宋朝，面对强大的金、辽、夏，只要一提和谈，就与投降、汉奸划上了等号；于是，唯一的结局便是战败，屈辱地接受强加在头上的条款。以今日观之，哪怕其中的条款只求民族间的平等沟通与交流，并无苛刻压迫之意，因为属于强加，所有的一切，便成为不平等。如果中国不是以刀架脖子的被迫方式打开大门，裹挟进世界贸易体系，而是主动开放，沟通交流，就不会产生遭受屈辱、压抑之后导致的一连串狂暴、扭曲乃至失控。
英国政府出兵中国，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次战争，只不过是对清朝政府没收鸦片的一个教训，一次报复，一场武装冲突而已。他们并不想让清廷垮台，也不想将中国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割地赔款、打开门户、贸易通商的目的一旦达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清廷赔款又割地，堂堂天朝，颜面一扫而尽，可仍然继续昏睡不已，就是不肯从昔日的迷梦中挣脱而出，不肯正视自己衰弱的病体，不肯睁开眼睛了解世界。道光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指示手下大臣，让其派人告知英人：“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惨败后不得不割让香港，竟成为满清帝国给予的“恩赐”。
大厦在风雨中开始飘摇了，屋里的人开始有所警觉，但只是为数极少者。鸦片战争并未像后人认为的那样惊醒了国人的迷梦，除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外，大都浑然无知。即使知之，也抱着一种与己无关、漠然视之的态度。于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忘不了满人对汉人的统治、压榨与欺凌，无论满人还是英人“坐江山”，总归是要交税受统治，二者并无多大差异。哪怕当事人的骤然惊醒与切肤之痛，也不过是醒来后向周围世界看了几眼，就又安之若素，伤痛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弥。“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当战端平息，峰回路转，阵阵惊涛化为点点水沫，从上到下，依然死水一潭，依然在鸦片缭绕的青雾中昏睡不已——包括传统文化的无形鸦片与可以吞吐吸食的物质鸦片。正如数十年后王韬所述：“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逢苟且于目前。”
其时，清廷已处于封建末世，民众不思上进、浑浑噩噩、萎靡不振，才会被鸦片吸引。鸦片也曾流入日本，可大和民族正处于上升期，鸦片打不倒他们；就连鸦片的制造者英国人也不吸食，因为那是大不列颠最为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代，他们有着无数的占有、开拓等远比鸦片更具刺激的事情要做；只有衰疲、腐朽的清朝帝国，才需要鸦片提神，而一时的兴奋透支所带来的结果，则是百倍的虚弱与疲惫，不仅仅是无数财富消失于虚空，还有无数生命的青春、健康、道德、活力、激情也随着鸦片的青烟一同化为乌有。
落后并不可怕，先进也不可恃，它们是一对可以相互转换、有着内在辩证关系的概念。只要具有清醒的认识，将落后变成压力与动力，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并有所超越，落后就转换成了先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落后，西人的先进，经过儒家文化的“诠释”，就完全变了样，走了形，并且产生了一种互相置换的效果。比如西方先进的器物，在天朝无所不有的傲慢面前，竟成为“坏人心术”的“旁门左道”与“奇技淫巧”；凡介绍海外的书录，一概斥之为“海外奇谈”；贸易经商遭遇农本主义，变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理学仁义面前，实属小人之举；君主立宪比照皇权至上，有如大臣擅权；英国女王主位，西方男女平等，在男尊女卑观念影响下，就成了“牝鸡司晨”之类的所谓“夷俗”……最先进的东西，在儒学教义的“聚光灯”下，全部变为荒诞可笑的物事。
鸦片战争打了两年多，清军在历次战斗中一败再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却从不吸取教训，想过要去了解对方学习对方；中英《南京条约》刚一签订，道光皇帝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鸦片战争结束，东南沿海重筑海防工事，各地依照原样修复，从来就没有想到应该加以改进；1842年11月，广东意欲仿造一艘西式战舰，内地工匠不懂技术，想从澳门雇用“夷匠”，道光得知后，连忙下旨阻止，国家宁可不要近代化的军舰，也不能让那些“夷匠”入境伤风败俗扰乱军心民心；1843年7月31日，美国众议员顾盛带着总统泰勒的授权缔约证书及呈交清帝的国书乘舰离美，同时带来的，还有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及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还有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等等。这些呈送的礼品固然有炫耀美国军事科技优势之意，但确属战败后的中国所急需。然而，它们仍被清朝官员视为“奇技淫巧”给谢绝了……
鸦片战争虽使国人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威不可挡，可就是固步自封不肯学习。以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竟没有丝毫改变，几乎完全重复着过去的失败与错误。十四年时间，无数将士的鲜血，惨痛的教训，竟白白付诸东流。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既是一种辉煌与骄傲，也会形成包袱与惰性。黑格尔说东方文明是一种凝固而静止的文明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凝固与静止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最难办的事情便是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