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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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慈禧见状，简直笑开了怀，一年来所有的窝囊委屈随着鸟儿殷切的叫声顿时烟消云散。袁世凯发现，老佛爷是真正地高兴了，直到这时，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下。
于是，“众望所归”的袁世凯被清廷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后又一身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八个大臣之职，权势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与李鸿章。
于是，清朝末期一个新的时代——袁世凯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这是一个被史家与大众忽略了的多少算得上充满生机、焕然一新的时代，其中最亮丽的出彩之处，便是被称为“清末新政”的社会变革。清末新政无论就改革的广度，还是力度与深度，都超过了戊戌维新变法。慈禧为打消顾虑，清除镇压“百日维新”的负面影响，推动这场新的改革，赦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三人之外的其他所有维新派、革命派党人。就实质及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有力推动者、实际执行者便是大权在握的袁世凯。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称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下去”，“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可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中名副其实的改革“旗手”。只因他后来称帝自为，一生中的诸多功绩被有意无意给抹杀殆尽了。
具体而言，袁世凯的清末新政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练新军。借助小站练军经验，袁世凯以“滚雪球”的方式扩练新军，使得北洋新军增至六镇八九万人，占当时全国新军总数一半以上，成为日后主宰中国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强大力量。他的计划，是要编练三十六镇新军。
二、创建巡警。袁世凯参照西法创设警务总局，开办巡警学堂。1902年8月接收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时，因不准清廷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军队，袁世凯灵机一动，从北洋新军中抽调三千军人编为巡警，进行一番警务训练后堂而皇之地开进天津，明知内情的外国人也无法干涉。不久，袁世凯又在所辖范围内建立起一个遍及城乡的警察网。后清廷设立巡警部，直隶经验成为样板推向全国。
三、改革司法制度。1906年9月，清廷根据西方“三权分立”原则改革官制，改变传统的司法、行政不分状况。袁世凯在天津县率先改革试办，并设立专门学堂培养司法人才。他还改良监狱，制定监禁制度，对完善清末司法制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推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清廷预备立宪，令直隶等省先行试办。袁世凯领命后马上创办自治局，成立自治研究所，开展普及自治教育活动。并严格按照西方的一套循序渐进，制订有关章程，开会讨论，完成选举，成立议事会等。这些能够体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程序制度，对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统治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冲击与解构。
五、发展实业。袁世凯在这方面作出的成效最为显著，他开办了银元局、官银号等金融机构；依靠各地商会，制定一系列经济法令八十多条，完善了市场机制；从盛宣怀手中接管全国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创设了直隶工艺总局，兴建了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烟草公司及最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有限公司，仅工艺总局出资助办的就有初等工业学堂、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等一大批企业；他多方告贷筹措资金，排除各种干扰阻挠，督促修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筹资金、独立修筑的京张铁路。如果不是袁世凯慧眼识珠，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詹天佑的个人才华未必能够得到及时而充分的发挥。铁路开工时，他派幕僚给詹天佑送去一座自鸣钟以示关怀，后又写有《致詹天佑函》，以“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相勉励。我们在讴歌詹天佑的同时，也应该记得袁世凯在修筑这条铁路时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在提及京张铁路时，曾客观地说道：“它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六、广兴教育。袁世凯多次领衔上折，奏请停止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废除后，袁世凯大办新式学校。据有关资料统计，直隶所办各类学堂及学生总数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资产则名列各省之首……
面对袁世凯取得的这些引人注目的新政业绩，就连曾经怒斥过他并与之绝交的张謇，也不由得叹道：“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又说“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
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于此，他想继续前进，将这场改革运动推向极致——由器物而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他逢人便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自告奋勇地提出将直隶作为立宪的试点省份，面奏慈禧太后，说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按袁世凯的改革方案，立宪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资政院为疏泻舆论的清议机构，责任内阁实质上就是架空皇帝，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袁世凯的这一涉及制度的深层改革方案，虽能推动大清帝国的封建专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型，但也不乏个人私心。他想在拥有京津军警力量的同时，进京与庆亲王奕劻同时组阁，奕劻为国务总理大臣，他做副总理大臣，在控制朝政的同时，为自己预留后路——慈禧已是日薄西山，说不定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光绪就会从瀛台走上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上。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光绪对他的出卖定会不依不饶。而一旦架空皇位执掌朝政大权，哪怕慈禧故去，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袁世凯想象美妙的事情，做起来却招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宗族皇室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住他的胸膛厉声叫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劻及时赶来排解，载沣才没有扣动扳机；守旧派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社会动荡，难以施行；立宪派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只是“大臣专制政体”，而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就连那些太监，听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中有一项是裁撤他们，于是，百余名太监趁他下朝之机将其拦住，百般谩骂围攻，又是奕劻出面劝解，担保绝不裁除太监，才给袁世凯解了一围。要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忌与不满，她担心责任内阁制成立后君权旁落。因此，袁世凯的立宪改革不仅没有成功，反被慈禧太后的另外两名宠臣——瞿鸿禨与岑春煊借机参了一本（史称“丁未大参案”）。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看家本领，通过花钱打点、疏通关系、伪造假证等手段，好不容易才没有“翻船”。但仍被慈禧以明升暗降之法让他离开北洋新军，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该来的事情终于来了——慈禧太后病入膏肓，眼看就要死了，而光绪皇帝正年轻着呢。不过总算他命大，结果是光绪与慈禧在一天之内相继辞世。袁世凯正心惊肉跳地夜夜做着噩梦呢，光绪死在慈禧前面的消息让他吁了一口长气，也就难怪有人捕风捉影地放出谣言，说是袁世凯派人毒死了光绪皇帝。不过他的长气还未吁完，报应就从天而降了。宣统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为摄政王。早想一枪结果袁世凯性命的他大权在握，加之要为同父异母兄长光绪帝报仇，刚一上任就准备拿袁世凯开刀。
袁世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又一次被推到了鬼门关口。
好在张之洞极力劝谏，加之载沣担心处决袁世凯会引发新军闹事，也就手下留情饶他一命。但是，摄政王载沣仍给袁世凯以严厉的惩处——以“足疾”为由，罢免他的一切军政大权，将其开缺回籍。
在此稍加提及的是，辛亥革命成功，载沣被迫退位后的四十个春秋里，心头常常追悔莫及的事情，就是当年罢了袁世凯的官而没有干脆利落地将他杀掉。
袁世凯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他又从顶端跌落在地，从京城回到河南安阳洹上村，成为一介无官无职的平民，仿佛回到了人生的最初起点。
刚回河南安阳的日子，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读者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可能就是那张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一张他曾寄往上海报纸发表过的照片，以示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一生中写得最好的诗，事实上这首诗无论是意境，还是气韵，也确属上乘之作，绝非一介武夫所能吟出，其诗才、文采远在此后的其他民国领导人段祺瑞、冯国璋、曹琨、张作霖等以及更后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李宗仁之上。
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袁世凯终归不是一介普通草民，他一手训练起来的新军，用心培植的党羽仍忠心于他。他们时不时地前来洹上村问计“请安”，他的心境实在难以安静、悠闲下来，不得不关注外面时局的发展。为此，洹上村专门设立了一个电报处，那看不见的频频电波又慢慢唤起了袁世凯心中沉睡的欲望。自信随着欲望也在不断地增长，他认为自己不会久处困境，总有一天将龙腾虎跃，再度出山。
机会说来就来，只是没有想到这机会竟由革命党人为他带来。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袁世凯又被送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他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时期。
这是一段人们十分熟悉的历史。革命党人占领武汉三镇，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前往镇压，可这些袁世凯的旧部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就是不听荫昌指挥。怎么办？唯有请出袁世凯，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就如李鸿章让他护送大院君返回朝鲜时所说的那样：“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而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好请的，他以“足疾”未愈为由推辞不出，既是对载沣的当初开缺予以报复，也是继续要挟，增加出山筹码。直到被清廷由湖广总督改任为内阁总理大臣，提出的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等六项条件被全部接受之后，“足疾”也就霍然痊愈了。想当初，袁世凯不过想捞一个内阁副总理大臣，就差点栽了跟头，如今则由清廷将内阁总理大臣的头衔拱手送上门来，他还要故作姿态地拿捏一番，也真算出够了气，玩足了味。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刚刚走马上任，北洋军队就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了汉阳。稍微鼓气，就可攻下武昌，收复武汉三镇。然而，袁世凯在占领汉阳后却主动叫停，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他审时度势，觑准了这一谈判的有利机会：武昌岌岌可危，留而不攻，算是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