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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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只能惩罚这个捣蛋的学生。我上的那所学校就多次因为学生头发的长度而开除学生。可笑的是，关于头发式样的规定一旦被废除，一切事情仍然照常进行。我想要说约是，个人头发的长度决不会造成智力低下，也不会阻碍学习的进步。
个人对头发长度的选择有什么危险2看来，有的人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是因为其他人告诉他那是错的。于是，这位被认为干了错事的人就得马上迷途知返。这种事情才有许多危险呢！许多父母对他们的男孩子说，他们留长发看起来象女孩子。孩子们常常不知道是否应该和父母谈谈心里话，这不是好事情。许多人说，是缺少交流导致了代沟。我觉得，在头发这件事上还不仅仅是缺少交流，而主要是缺少理解。但希望还是有的。当今许多中年人已经允许头上的毛多长几英寸了。
但是，更多的人所谈的听起来倒象是五十年代的高中生，五十年代那些与老派父母激烈冲突的高中生被一名叫吉姆？斯坦恩（JiM3te5n）的学生称为“萧条时代的孩于”：
我与我父母关于现在的一些价值的想法差距很大：
在许多事情上我的父母和我都意见相左，在某些问题上分歧尤其大，如音乐、汽车和钱。在我们家里，这三个话题构成了代沟的主要部分。我在这些事情上的观点几乎和我父母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与我父母关于现在的一些价值的想法差距很大。
在钱的问题上，我的父母（即萧条时代的孩子）觉得钱应当省下来去买重要的东西或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问题在于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和重要的事。我父母认为重要的事只局限于大学教育、保险和一栋房子。我承认每一样对未来都是重要的，但我也生活在现在。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到处旅行。要是我被买房子、买保险等压得喘不过气，我就没有机会多见世面了。旅行和体验新事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或后悔的事。大多数老人告诉我“现在就干吧，趁你还年轻，”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的父母认为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想。我愿意花钱买的其他东西，如立体声设备、枪等等，我的父母也统统看不起。他们觉得在这种东西上花那么多钱（200美元）是不必要的，因为可以把钱派作更好的用场，也就是前边提到的房子和保险。他们说，枪和立体声设备仅仅是我生活中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过，我已经挣钱了，我觉得自己应当成为一个决定如何花钱的人。
我和我父母意见不同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汽车。我喜欢看上去很漂亮、跑得又快的赛车。他们喜欢经济型的小车。我妈妈希望我买一辆“沃尔克斯瓦根”牌的车，可我却喜欢“卡马罗”牌的。我觉得为了买一辆外型象赛车的汽车而多花保险费和汽油费是值得的。我的父母认为，汽车就是汽车，用不着看起来漂亮。我开车去上学或去工作，在汽车上消磨许多时间，觉得很满足；我就是爱开车嘛。我觉得，因为那是我的车，我就会有自己的选择了。
我和我的父母在音乐问题上总是谈不找。我父母喜欢格兰？米勒乐团那样的大型乐团演奏的音乐，或约翰尼？凯什那样的艺术家演奏的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信不信由你，那种音乐我也喜欢。不同的是，我喜欢疯狂摇摆乐歌手，如吉来？亨德利克斯的后期歌曲，还有莱德？齐伯林、福格哈特等人。我喜欢听快节奏、大音量的音乐。我妈妈和我爸爸受不了这种音乐和这种音量。他们似乎不理解，为什么居然有人想听“噪音。”我无法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解释这些原因。我只好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随它去了。
这就是我们家里的一条清清楚楚的代沟。我父母的思想是保守约，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历过萧条时期。他们认为有保障的未来比眼下的玩玩乐乐要重要。但是，我认为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年龄是重要的。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做以后将没有机会做的事。我相信，要去享受生活一个人不应当成为未来的奴隶。未来是重要的，但还没有重要到要荒废现在的地步。
再请看帕特？奥弗比的评论：
我父母在怎样使用汽车的想法上完全和我相反……
尤其是当我要为自己买一辆好看的“卡马罗”牌汽车时，我的父母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他们管这种车叫“破玩艺儿”。我爱这种车，心里总是放不下它。当然，按我父母的观点，汽车不过就是拉着开车人从A地到B地去的东西。汽车的其他方面，如外观或声音，都是不值一提的。然而，我注重的是一辆汽车是否能让人驾驭愉快，而不是其必要性的，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
就算汽车的基本功能是运输，但我相信它还应该有更多的功能，至少对那些希望如此的人应该是这样。我的车体的喷漆又亮又新，新轮胎，新车轮，发动机值一千五百美元，但我就喜欢它是这样的，这和我的父母毫无关系。的确，我父母把他们的车仅当作代步的工具，可我开车的时候却有某种对自己汽车的满意的感觉。开着我的车在城里兜风使我心旷神怡，我乐意炫耀它，乐意开车放松脑筋。显然，我父母在使用他们的车时没有这些打算。
当然，我父母对我的汽车感觉如何，他们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但有一点他们却没考虑。我的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使我和我的朋友们有了一个让我们乐此不疲的业余消遣。可我父亲把我的车仅看作是一个昂贵的玩具。有时我很纳闷，他是否忘记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傻乎乎地围着汽车转过。他当年围看发动机转悠，仅仅是为了想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我很满意我的车，我也尊重我父毋对它的看法。只要我有这辆车，只要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家中的代沟就会不断加宽。
六十年代的代沟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曾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美国的公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或塞蒲路斯的年轻人因争取引进一种对性生活的新的诚实态度和对人体的新态度而发生的一些斗争。但是现在由于两代人的激烈冲突显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家庭的解体是一些社会症状——如逃离家庭而带来的少年犯罪，青少人吸毒和青年人的酒精中毒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也许更为突出的是、高中学生从对更广泛的社会冲突的认识，从对老年入与年轻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目标和标准的认识上倒退到了一种对新精神范围的要求。国际罗马俱乐部（club。f RoMe）不仅将其注意力从呼吁限制经济和生态问题的发展转向了寻找新的价值，而且这一新的重点也渗透了全社会，为两代人的疏远提供了新的内容。
①食品券是美国政府发给失业人员的免费领取食物或购买食物的凭证。这里指的是某些年轻人不劳而获。
独身生活与对它的喜爱
麦格拉思 沃尔什
两人均为美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2），谢白羚译。
在人们没有加以注意的情况下，老诺曼底人罗克韦尔式的正规的美国家庭生活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这种生活过去一向是妈妈、爸爸、小孩和家犬共同生活在一种亲密和蔼而又混杂的氛围中。但现在像吉尔德（P。Guild）这样的妇女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她年龄30岁，自从离开她双亲的家便单独生活，她把她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拥有的雅致的市内住宅看做是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管理员职位的挑战中，以及从一连串繁忙的业余爱好中摆脱了出来。她说：“我不认为我会再跟别人住在一起了。”再譬如像吉姆斯？李（J．Lee）这样的男子，他56岁，结婚29年后同妻子离婚，他就很少被他周围一批人所吸引住。这位密歇根养兔场的推销员说：“当你晚上回到家里，就知道这个家同早晨离开时一模一样，空空如也。”
吉尔德出于自择而吉姆斯？李则由于中止婚约，这样他们都加入了这一迅速发展的少数群体，即“单独用自己的羽毛来筑巢”的美国人的行列。自从1960年以来，全国独身生活的人数已增加了3倍，1986年达到2120万，现在已接近全部家庭总数的 14。9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独身生活者，到2000年时，还将增加740万人，这些人都将自己操持家务。
数字后面的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这仅仅是人口统计的一个实例。目前更多的妇女为了事业而推迟结婚，而离婚和年龄较大的人数都已膨胀。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渴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就业的机会扩大，收入上升，特别是生育高峰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渴望，即希望选择一种不需要家庭资助或不受家庭干扰的美好生活。西雅图巴特尔人类事务研究中心的人口学家麦克劳克林（S．McLaughlin）评论说：“在年轻的未婚者中间，关于‘基本个体（primary individual）’的兴起的说法正在流传。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已不再为家庭所控制。”1970年至1986年间，独身生活的人数在25岁至 34岁年龄组中增加了346％，在35岁至44岁年龄组中增加了258％。
以米切尔（A．Mitchell）为例，他现在40岁，3年前他建立了“亚特兰大企业网络”，在每周一次的聚会上他把同行人员汇聚在一起。未结过婚的米切尔说：“独身生活给了我集中精力做生意的自由”，“我独自一人，除了我以外，我不必向任何人负责”。
米切尔希望在适当的时候结婚，从统计学观点来看，他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在那些和他同一代的妇女们看来，一个人在20到29岁的时期里决心只专心于事业而将结婚推迟，实际上就是做出一种根本不想结婚的决定。根据耶鲁大学社会学家贝内特（N．Bent）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布鲁姆（D．Bloom）（他们关于美国婚姻模式的研究成果在去年发表的时候，曾引起一场骚动）所说，50年代中期出生的8个妇女中就有一个未婚者，而早20年出生的妇女，则是每25个妇女中有一个未婚者。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研究报告就比较乐观一些，他们提出的数字为112（即12名妇女中有一个是未婚者）。当贝内特和布鲁姆断言，受过大学教育未婚的白种妇女在她们30到 39岁的时期中最后终于结婚的只占20％的时候，美国人口普查局却认为这个数字将是66％。即使如此，这仍意味着有34％的人尚未结婚。
独立生活的两个方面
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出于自择将保持独身。她们不再具有经济进取动力，为了单纯的养家糊口便把终身定下来，而不去追求真正的爱情。但是由于妇女年龄的关系，挑选的机会就相当微小了。迈阿密大学的社会学家李普曼（A．Lipman）说：“推迟结婚的妇女往往成为精选部分的人（crealm of the crop）。”
再者，1957年战后出生率的高峰意味着在50年代出生的妇女已经陷入了“婚姻压缩”的困境。按传统，她们想寻找比自己大3岁年龄的伴侣，可是她们在人数上超过了待婚候选者的数目。伯吉斯（B．Burgess）说：“在我这样的年龄，我并不具有像大学生一样的选择自由了。”伯吉斯现在37岁，她是在新泽西州莫里斯城的克鲁姆福斯特公司工作的卫生保健行政管理人员。她住在郊区也无济于事，她说：“生活在社交活动较少的地区限制着我和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