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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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的人中，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官员。等于是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小煤窑主固然可恨，但是这样官员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利益，官僚拿走，最黑的黑锅，往往都是企业家在背，我们要问，你们还能背多久？
今天，北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孑孓，有的如湖广会馆，还重新修缮，再度开放，戏迷们依旧可以前去听戏。但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的官商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喜剧。
历史上红极一时的“红顶”商帮莫如晋商和徽商。他们盛极而衰的原因除了战乱之外，最主要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依附官场。自古以来，官场就没有起码的是非或道德标准，只认同实用的游戏规则和现实的生活逻辑，一旦他们手中的权力消失，那么附庸在官员身上的商人就不可抗拒地走向其悲剧的宿命。
表面上看来，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自始至终受制于重农抑商政策，也没有社会地位，虽然握有万贯财富，足以傲视权力，但始终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政治上是弱势力群体，需要权力的庇护，为了少被官府干预，甚至获利于官府，迫使其不得不依附政府，而且紧密联手，与官场的往来密切。其实在他们看来，紧密依附于官府不仅是最有效的产财之道，而且是还可以保障自己财产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
徽商后起于晋商，但手腕更为活络，商业成功后喜欢交接权贵，倚重权力；游刃于官场，左右逢源；善借权势之力，利用官场敛财；也善于以金钱贿赂，收买权势人物，以商人身份赢得官府头衔，以顶戴之便获得特许和专营之利。
现实生活中的逻辑无法解释官府与晋商之间的奥妙。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发家之初他们都只是将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毕竟与官府打交道会使自己的命运充满无穷的变数。然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处境迫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强势集团的庇护，历代王朝中的强势集团无非就是官僚集团、军阀以及悍匪，而官僚集团是显性的社会主流，权力与财富的结盟顺理成章，而且权势还可以给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但权势的险恶无处不在，所以攀附权贵的晋商和徽商，以及历代的官商走向衰落也就成了定局。
官与商的关系
官府与企业的关系，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现代的问题。
说古老，自打商业出现，官与商之间的纠结便没完没了。就是中国踏上了现代化之途，官府与企业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断变形，直至今日，这种关系仍然千奇百怪，没有定法。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管朝代如何变迁，不管意识形态如何调整，官与商的实质关系并无改变。
一份县政府的文件中说：“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还是企业，政府必须领导企业。我们政府前些年放水养鱼，现在该企业加大对政府的回报力度了”。其传统的父母官心态溢于言表，完全看不出现代政府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社会的一般姿态。
概括起来说，令企业头疼的官商关系无非以下几种类型：
1、新官不认旧帐，前任的承诺毫无法律保障，后任在情况改变后便擅自推翻；
2、大官好办，小吏难缠。上级领导表态支持的事情，下边的办事人员虚与推委，企业不吐血不算完事；
3、随意干涉企业的经营（主要是国有企业），以行政意志替代市场规律；
4、乱摊派、乱罚款；
5、更有甚者，官商勾结，权力寻租。
官商关系之所以显得日益紧迫，是因为现代工商业越来越要求规范的法制环境和可以预期的经营前景，如果所有的企业只是靠搞定官府，一对一的利益博弈，那么所有的企业都将面对不确定的市场风险，这对企业而言，显然是致命的。
中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政府几乎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力量极端弱小。经历了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社会力量逐渐发育。此刻，调整官与商的关系，为现代工商业开创一个更好的行政环境，规范政府的行为，已经成为中国能否完成现代化的最关键的环节。
政府主导了企业的一切，这在全国都有案例。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此，创业者无法主导企业的命运，企业在政府的耳提面命之下会出现什么结局。
政府官员出任企业之职，股权任其转手倒卖，关于官员随时的干预难以节制，如果不中断政府之手的限制，那么，无法独立经营的企业其命运仍将一再重演。
既然企业沦于政府股掌之间，其被任意拨弄只在于政府意志操纵者的好恶了。
现在是一个官商依存，共创政治经济神话的特殊转型时期，官员需要商人投资出政绩，商人需要官员出租权力发大财。道理很简单，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大好事，谁能抓在手里，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从商还是为官。
各界人士谈官商关系
官府与企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先秦以来，迄今为止，只有清未民初的一名实业家曾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此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
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汪立成说：
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也是企业。
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
尊重政府，但若即若离。
要相信法律法规，不要轻信政府的承诺。
通过权钱交易而获得利益的方法，无疑是踩在“地雷”上生存。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华纲说：
中国现在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环境。官和商肯定是要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必然的。这里面有很多有利和不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就是传统的要改革；有利的地方实际上还是在围绕着传统的价值观在做。
资源性企业，象一些垄断企业，和政府的关联度比较密切，还是离不开的。只有不是资源型的、更多市场化的企业，才和政府的关系度低一点，对资源的利用度越高的企业和政府的关联度越高。如果企业和政府的交往不太密切，就很难生存。
因为中国的“官”是真正的官，而不是西方的形式性的“官”，因为我们是一党制的。而西方国家的“官”是象征性的官，西方国家的官是管理大事而不管理小事。我们的官是全的，什么都管，所以有离不开、靠不住的感受是正常的。
嘉富诚国际资本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锦桥说：
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企业是被动的。作为众多企业中的一员，首先要合法经营，按照政府的法规政策来进行你的各项业务，但是又不能被这些业务所牢牢的牵制而影响了你整个企业的发展。
政府经常“违约”，好多政策说变就变，对企业是个致命打击，在此之前根本不会和企业商量。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说：
土地作为政府主导的垄断资源和暴利资源，已经造就了一大批或明或暗的富翁，其中有商人、也有官员。政府和企业，在土地等传统而必需的国民生计的资源上，无论从何种角度，互相之间都离不开利益和规则的博弈，而这种博弈的最终裁判还是市场和法制，而不是政府，更不是交易。
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说：
离不开，首先要看官提供什么样的投入。官首先要最起码提供社会秩序，使社会稳定，还要对商界的纠纷提供公正的裁决。如果从这上面讲，当然是离不开。但不是所有的都离不开。在公共服务这方面，商明摆着是离不开官的。不管是在任何的社会都存在着政府，这就说明需要政府这种形式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说到靠不住，主要应该是指做生意不能依靠官场的关系。依靠关系的话，如果官员变动了，你的关系也随着变动了，怎么靠得住？市场最靠得住。
现在仅仅靠官场的关系是靠不住的，现在要靠消费者和市场，靠不住就是当然的了。靠不住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由纯粹的官商、由纯粹的依附官场的关系走向市场，在市场中成熟和独立起来了。
以前做生意就是靠官场，你要做生意就要先搞定官场。同时，你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环环都被官场控制着，所以你的经营一定要靠官场；过去不但离不开，还必须靠。
在全球化背景中，大家有各种资源来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官场的关系，就由一个绝对的附庸变成慢慢独立的法人了。企业和官场的关系就是依法纳税，政府依法管理。在法律之外政府找企业麻烦，政府也不会得到好处；同时企业也不会在法律之外贿赂政府，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企业家认识到官场靠不住，这就是企业家的一种超越了，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健康心态。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为民说：
地方政府越位主导企业，参与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就不应该拥有产业，政府只可以控制一些战略性的企业，以及私人不愿意而不得不由政府投资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
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只是一个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除了担负国防外交等职责，别的不宜介入，也不应该强行主导，否则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寻租。
政府拥有企业必然导致产权不清，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管理低下。一旦管理者是官员的话，那么他就会完全听命于官场，纯粹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行事而不是根据科学的治理结构。
从世界范围看，没有哪个国家的国企能够做好，经营效果也非常之差。国企具有先天性的弊端，产权很难真正清晰，亏损之后根本无法追究赔偿责任。
过去政府是重要角色，拥有大家庭的权力和责任，政府现在放弃了责任，但权力却迟迟没有退出。
政府功能过去错位，越俎代庖，企业纯粹是权力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应该避免动用国家机器、暴力手段与私人争夺利益，政府只能是公共管理者、协调者，而不应当强行掠夺私人财产；在规范私人企业行为、帮助企业清晰产权、鼓励技术创新、完善法治环境等方面，政府往往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恰恰就在这些方面，政府不应该也不适当地出现了缺位。
权力企业在一定时期能够发展壮大，曾经取决于政策的优惠和扶持。企业管理层没有强大而有力的监督，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就无法避免；而现实恰恰却是，权力时不时地介入企业，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权力市场经济。
产权机制成了很大的问题。民主国家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公权力主持拍卖，而中国不是直接民主，需要委托代理人；但现在的困难是，没有人民真正信得过的委托人，没有完善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完全开放式的拍卖。
实际上国家给了政策也就相当于投资，是公共权力参与了寻租；而企业享受了优惠就别怪国家没有投入。现在看来，明晰产权只能按照土匪原则来协商，见者有份；而职工与企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一种雇佣关系。
面对官员
官员与商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说，与政府的关系象是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