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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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关于女性参政问题
封建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生态中，罕有女性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妇女在政治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政坛上依然存在着男强女弱的现象。
有调查表明，我国女性领导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的比例明显偏低，而且层级越高，比例越低；女性在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以上领导层中所占的比例，由16。1％逐次降为11。7％和8。3％。在全国人大层面，自1978年到1998年，女代表比例一直在20％至22％之间徘徊。
在基层群众组织中，权力资源配置同样出现了两性失衡的局面。各级人大的性别失衡现象，尤其值得关注。自从代议制民主成为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通用模式以来，议会等代议机构已经成为最富民主特征的民意机关。与之相对应，女性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能否进入议会等民主政治载体，其比例已经是国际社会衡量两性平等和民主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位西方政治家说：“女性，使政治世界人性化了”。不过，女性参与政治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在政治中加入人性的因素，更在于打破男性垄断政治权力的传统格局，无论是构建政治文明还是营造民主社会，女性参与政治都是绕不开的关节点。
民意机构中女性比例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存在着轻视女性的潜规则。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时候，通常都是男性占先，女性则很难入围。女性即使被推荐为候选人，也往往只是参与一些陪绑式选举，成为男性候选人的陪衬。
政治参与和权力配置的两性失衡，仅仅是一种表象，其背后则是排斥女性参政的传统观念、人文心理、现实体制等等，这些盘根错节的因素，共同交织成“政治，让女人走开”的社会大环境。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对于女性的角色评估，始终处于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之下。在实际操作的政治规则和民主模式中，女性参政并未得到真正的承认和欣赏，而一些参政的“女强人”也往往遭到莫名的排斥和贬低。
在大众文化层面，排斥女性参政的观念同样根深蒂固，台湾作家李敖就说过：“最优秀的女人应该去搞男人，让男人去搞政治。”虽然这是一句戏言，却反映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和人文心理，而误判女性参政价值的社会舆论环境，正是由此生成。
客观而言，女性和男性相比，承载着人类再生产等特殊任务，参政女性既要相夫教子，又要奔走于政治舞台，其生理和心理精神压力可想而知。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女性的参政热情和竞争精神。事实上，排斥女性参政的社会偏见和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内化成女性自身的心理定势，从整体上降低了女性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素质。
女人从政的能力毫不逊色于男人，这与她们从政的机会成对比。
女人从政可以追朔到母系社会，这一点男人是比不上的。但是到了后来，这项活动好象越来越被必然所热中，或者说它越来越青睐必然了。于别人而言，她们的政治状况是显得不公平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女人的从政能力。对那些想执政治牛耳的女人们来说，这种环境是压抑的。
于是，女人的政治便进入了长久的蛰伏期，但它的能量却在不停地集聚。在中国先后有三位女人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不俗，她们是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
政治是一项由男人玩了很久的活动。女人很可能在参加这项游戏时变得越来越男性化，因为政治是有破坏性的，它使你在掌握控制别人的权力时逐渐失去自我控制，不知道这对于有志从政的女人们意味着什么？
由于从政的机会少，她们从政的欲望就象积累了很久的火山，在一个相对来说很短的时间内，要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社会也造成空前的影响。女人一旦主导政治，她们阴柔的品性很可能就转变为阴狠的劣性。面对眼前男人统治已久、政治领域处处沉积着强权痕迹的社会，女人们相信，只有以更高的强权才能统治社会。这又恰恰暴露了她们在驾驭政治上的自卑心理；为了寻求一种心理优势，她们便以极其夸张的外在形式，甚至有时表现得歇斯底里以粉碎这种心理障碍。
政治舞台是一个不需要道德的地方，而一旦道德感被剥夺，看起来比男人更加自重的女人将被抛向两个极端，或者心灰意冷，陷入绝望；或者因置于死地而后生，以更加无畏的心态应对一切。
这些历史现象在现实中不大可能发生了，因为更完善的规则和更健全的法律将有效地约束人们，同时，由于现代政治制度的开明性、民主性增强，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可以说，一国的政治文明与否先要看本国的妇女参政、议政的程度，这实际也是看一个国家妇女的地位。如果人们突破了道德底线，法律的约束性相对来说就减少了，人们极有可能越过法律行事；所以，在现实中，在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政治组织里，女人还是不易“染指”的。
第十一章 官际关系
10。1 官际关系
处在第二的位置比处在第一的位置更安全，靠支持别人可以获得安全感，靠打击别人也可以获得安全感。
让富人先民主起来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主。企业家与政治家参与的是两个不同属性的市场，民营企业家所代表的“私利”和参政代表的“公利”往往是冲突的。
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树立自己的形象，而在很大程度上，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就要表现得与前任不同，甚至有时侯就得否定前任。
世事与棋势相通，该和的时候就得和，该战的时候就得战，违反了势理，只有自讨苦吃了。
在官场上混，就不要奢谈什么纯真、天然、善良、美好等等，那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官场上的人，个个都是笑面虎，背地里心怀鬼胎。
玩政治讲不得高尚，来不得半点宽容和菩萨心肠；政治家诚实等于愚蠢，善良等于软弱。
不扶植潜在的对手，是官场的人事密决。
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掌握一些他最怕让别人知道的材料，以便控制他。
名额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谁在官场上失去了抗衡能力，就会处处被动受制约。
官场上总能把原本平等的人弄得不平等，同学、朋友、亲戚概莫能外。自古以来多少人是死在朋友一手策划的阴谋之下，而不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是死在叛徒手里，而不是死在战场上。千万别相信朋友，千万别与身边人交朋友，尤其是在官场上。
官场毕竟不是战场，每一刀砍下去都要见血。官场上许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讲，许多事情只能讲不能做，不了解其中的变数，都是要栽跟头的。
领导基本上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从正面说就是理想宏伟进取心强。
人在当官的时候变成鬼，下台后又还原为人了。
身在政界，在乎的就是位置。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不想当高官的也不是好官员。
厅级待遇说起来和教授差不多，但是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教授是学术头衔，标志着学问和知识；厅级是官衔，标志着地位和权力。有的人有学衔无官衔，有的有官衔无学衔，两者很难兼得。学衔与官衔相互作用，便可你助我名，我助你势；名可得势，势可成名，名势互动，就能上可入天，下可入地。
官场上做官有个准则：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贪求完满，你必须要给别人留下余地，你必须让别人也要得到一点什么，你必须也要同时满足别人做官的自尊心和利益需求；你让别的官员一无所有，你把同僚们逼急了，只给人家留下跟你拼命的一条路，你自己最后也就一无所有了。
领导是一个集体，不可能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领导最忌急噪，锋芒毕露是政治家的大敌，从政的人不受批评不作检查很难做到。
官场里的许多事情，往往不是由最权威的理论、法规、政策、决策层、领袖人物所决定，也不是由官方有意识的运作所都能够左右的，在这一切的后面，在官场人群——包括大官，也包括小官——的群体意识深层，还有一种魔力，它是那么无法无天，那么力大无穷，它让官场里的人群是几乎本能地产生冲动，从而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群体处世规则。
在中国，成熟就是没有锋芒和棱角。
所谓政治上的成熟，实际上就是遵守、掌握、运用潜规则的熟练程度。否则，你就永远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官员。尽管潜规则实际上是封建官场的文化伦理遗产，政治腐败的润滑剂。
张狂，这是从政的大忌。
官场潜规则之一：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事情根本连问都不问。
官场上的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很无聊，但都心照不宣，仍是认认真真的样子。似乎上下级之间就靠这种心照不宣维护着一种太平现象。
当官的就是要做墙头草，你不左右摇摆就话不长。
现代官场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一把手的能力不重要，听不听话才是最重要的；而有些担任副职的人却长期工作在第一线，有能力有成绩，却得不到提拔。
在官场上，你不能认死理。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人尖子和人渣子都不适合做领导，所以官场中人不能太锋芒毕露，诸如精明、狡猾都是官场大忌。聪明人就聪明在有些事情心里明白，但不点破，不翻脸，不露声色，打哑谜、装糊涂。
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有能力就能上去；有时候有能力反而是千年老二，扶不了正。
官场就象一盘棋，棋子之间相生相克，厉害关系因势而变。
官场上的尊卑，有时也不见得总是以级别论，关键还得看处在什么位置尤其是重要领导身边的人，级别不高，可有些级别不低的人也要巴结他。
官场只有利益，没有是非。
做领导的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
当领导的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至少要深谙世情，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
屁股决定脑袋。处于不同职位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绝对是不同的。（这也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说法）
对手之间保持沉默永远是上上策。
小人物因为太小，有个什么错误就显眼了，所以小人物不能有小错；大人物因为太大，一般的错误在他们身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大人物不怕错，纵然有错误只能是伟大的错误。小人物的全部生命意义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嘴巴下为鸡巴，所以鸡巴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的生命意义是治国安帮，他们玩玩女人只是鸡巴大个错误。西方人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做爱。
官场中人发表意见，口头禅总是“个人看法”。不同人说“个人看法”，意思大不一样。通常下级在上级面前是谦虚的意思；上级在下级面前说个人看法，看上去也是谦虚的意思，其实是强调个人权威了。
官场上虽然也有集体讨论，但并不是认真的论证，而往往是谁的权力大服从谁，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一个过场而已。
官场生态环境中不愿意得罪人的盲从心理和社会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