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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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生态环境中不愿意得罪人的盲从心理和社会公众意识中蚀财免灾的习惯性心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目前法治不健全和体制不顺的政坛上，盛行着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由此衍生出领导的观念可以左右一切，领导的需要即为合理的怪胎。
做官的人，总是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劝告。尤其是同级官员的劝告。总接受别人的明示、暗示，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能力的表现。
党委的干部部门，不象政府的人事部门、企业的劳资部门，它管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处级以上的干部。
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任的说法。
往往是领导无意识说出的话更能代表领导的意图。
领导的关键是出点子、提要求、用干部、验成果。用官场上的话说，就是研究发展思路，调动干部积极性。再好的思路，没有人在下面给你具体抓落实，一切等于空喜欢。
党委的权力就是拨弄干部，全凭这一手笼络人心，如果不是频繁地调整干部，又有谁会靠近你。
官场上的领导，重要的不是凡事都亲历亲为，具体实施；而是要按照工作程序，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好，以造成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局面。至于领导艺术，无非就是拉帮结伙，笼络人心的艺术；至于工作能力，各人都有一套自己成功的经验和制胜的法宝，用不着锋芒毕露。
小心谨慎做人，大刀阔斧做事。
一个领导的意志会被别人左右吗？领导定下来的事情会坚持到底的；哪怕是错了，他都会坚持。
当领导既要政绩，又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你不能有个性，共性永远大于个性，否则你就难以立足。
在官场上，同一个人至少会有两个以上的脸谱，以应付不同场合的人。
人们常说，人有多种面孔，实际上指得是思想上的多样性。
在官场上，要有魄力：一是刚性的果断；二是柔性的果断；三是面临矛盾的果断。
当官就要做到三不倒：一是“夸不倒”、二是“难不倒”、三是“吓不倒”。
官场上讲就的是启承转合，领导的水平和艺术全在于处世要轻重照应，跌宕有致。越深的人，越轻易不让人看出其中的半点玄机。
官场毕竟不同于商场，所有的目的只能藏在做法和笑容之间，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交往，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什么都做了，一只酒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什么都在里面了。再往后的交往则是谁都有数了，那是可投桃报李铭记一生的，谁忘了这些谁就违反了游戏规则，那就成了这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如同女人没了贞洁。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尤其越是掌握决定权的人，越要学会妥协，最后力争达到利益均沾，彼此平衡；吃独食的人，贪心过重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政治这门特殊艺术的；一些昙花一现的政治明星，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过于贪婪，没有学会妥协的艺术。
在官场混，首先要练就一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些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脏的勾当。一些政治理论家、政客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一大片。你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的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接近领导。当然，这个接近不是让你去做“交易”，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在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的级别，你又不能再去瞎找人了，也不必去瞎找人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水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的“说不清”、“摸不透”的事情。
政治上的红眼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造谣生事，胡乱告状，颠倒是非，妄图乱中取胜。
会算政治正的人是这样算帐的：做一次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光彩。
在政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定位了，只有把自己的位置定准了，也就是说随时楚自己的立足点，才能知道自己该朝哪儿走，怎么走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才是最近的捷径。
中国政界是一座金字塔，只能上不能下，越朝上走，竞争也越激烈，爬起来也越艰难。
领导在一起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谈论的：一是女人；二是对上级领导的评价；三是干部任命。
官场人物的接待方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级别的领导来了就由同级别的领导陪同。这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潜规则。
官场上介绍官员时，有一些不成文却被大家自觉遵守的规矩。官员身上最值钱的也最被别人和本人看重的无非就是身份。身份不同，分量和地位也就不一样。
重要领导和一般领导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度字：速度、态度、风度。速度慢的是重要领导，快的是一般领导；态度冷的是重要领导，热的是一般领导；风度大方的是重要领导，委琐的是一般领导。
正职一般不到副职的办公室去，这也是官场一种人人明白，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越是层次高的人物相互之间越是有戒备心理，表面上都是言不由衷而又习惯成自然的笑脸。官场的恶斗往往在背后，这就造成了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权谋之术，正面的说法叫政治手腕、政治艺术。因此，官场上久而久之养成一个心照不宣的习惯，同一层面的官员彼此不串门。这恐怕主要还是避免拉帮结派的嫌疑。
政治与权威的荣誉是要大家分享的，这也体现了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作风。
一个领导最可悲的有两点：一是贪污受贿，那是人格的丧失；二是说话没人听，那是权威的丧失。真正想在官场上混得人模人样，在社会上能挺直腰干走路，那就只有一条：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一般说来，单位的重大方案出台，一把手是要提前与副职或者其他领导商量沟通的，先把思路理顺才能上会研究。否则出现众人反对，一把手就下不了台。这也是游戏规则。
官场上的放长线钓大鱼，是指前期的感情投资，为以后奠定基础。
所谓领导工作，实际上许多时候是做人的工作。领导班子团结了，凝聚力就是生产力。如果领导班子四分五裂，人心背离，精力都用在勾心斗角的个人教量中，哪还有心思搞活工作。
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多下场不光彩，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和心腹有关系。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千万不要做别人的心腹，也不要培养自己的亲信。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帝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形势大好，你权力大也没用。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很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乡骗区、区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下边的官员经常糊弄皇帝，皇帝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来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帝。这些监察官员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的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来说，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
糊弄皇帝的结果是给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皇帝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帝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贪官污吏。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员们每月都有例行奏报，向皇帝报告气候、物价、民情等社情，有事则尽量隐瞒欺饰，报告“平安无事”；战争难以隐瞒也大事化小，尽在掌握之中。
君主专制的绝对集权统治，信息反馈是系统内部由下而上的单向反馈，这个渠道被各级官员所控制。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封锁、过滤信息，皇帝对其统治对象的实际情况十分隔膜，皇帝常常处于各级官员制造的幻觉之中。粉饰出来的太平假象是朝野皆知的，但谁也没有勇气揭穿。道光皇帝一手提拔的政治明星李星沅就说：“官场无实在话。”
大凡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而且要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候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形于色。在中国官场上“混”得久了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至干脆说是“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想青云直上， 谁就得象奴仆一样地任意受领导的摆布、嘲弄、吆喝。在领导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照他的指令去把折不扣地办好。
当领导的应该是帅才，而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