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梁羽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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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武侠小说之缘而结识的新朋友，也往往是一见如故，这次在台北，我和许多新朋友谈得都是十分投机。其中有武侠小说的知识非常广博的学人，谈起武侠小说，只有我向他请教的份儿；也有对我的小说比我还更为熟悉的作家，对我的小说评论之中肯，令我为之心折。
除了益友，还有良师。华罗庚教授虽然是老一辈的学者，思想却极“新锐”，他对武侠小说的观感，对我具有启发作用。有趣的是，谈起武侠小说时，他似乎童心犹在，他的腿不大灵活，有一次谈得兴起时，曾伸拳比划几招。可惜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日本作学术演讲时，不幸突发心脏病逝世，有如士兵之死在前线。已故老词人刘伯端最讲究格律，对我小说中的词，往往可以整首念出来，在谬赞之余，也直率地指出我某一首词某一个字不协音律。清史专家汪孝博则在武侠之外，对我的”联话“写作帮助更大。
第三个“甘”则是更加“自我”，说出来只怕给人骂我只知“独善其身”了。除了还会写点东西之外，别无谋生本领，“所幸”的是，武侠小说的“市场价值”的确要比“严肃文学”高一些，所以还可养家活口，不至于像古代文人那样潦倒终生。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的短文中，借龚自珍的一首诗答友人：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我写武侠小说，纯属偶然的因缘，故曰“忽遇”也。
写武侠小说是需要丰富的幻想力的，我认为过了五十岁，已是不适宜于写武侠小说的年龄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龚诗两句给我：“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为酬雅意，拖迟两年，恰好凑满“三十”之数，虽然实际的时间是二十九年零八个月，但计年的习惯是取其约数，所以也可自称是写武侠小说三十年了。
无钱购买“金盆”去“洗手”，余资倒还可以在澳洲雪梨的郊区买一层楼。雪梨雨量甚少，附近亦无空山，所以只好海上看云。看云的情调似也不差于听雨，人到晚年，例应退休，想白云也不会笑我“懒如此”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完稿于雪梨）
中国的武与侠——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梁羽生
我曾经写了三十年武侠小说，不敢说有什么写作心得，但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
顾名思义，它是有武有侠的小说。就武这方面来讲，它包括了不同门派的技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chinese kungfu），包括气功，包括各种兵器的使用。中国俗语“十八般武艺”，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侠的内容随着时代改变
中国一位学者周纬，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兵器史稿》，单是周代的剑已有十几种。暗器是侠士比较少用的，但单是清代的暗器就有三十四种。不过真正懂得武术的小说作家恐怕很少，像我就一窍不通。因此只能以意为之，比如用一句诗来表达那个意境。
侠的内容那就更丰富了，它的概念也是随着时代而变的。从古人对于侠的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说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有的主张要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有的认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侠的行为”；有的认为只要是人类某些高贵品质的表现就是侠。
都可找到中华文化烙印
几乎每一位武侠小说作家，都有他对于侠的不同诠释。但不管怎样不同，在那些侠的身上，也总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烙印，或者是儒家的，或者是佛家的，或者是道家的。附带说一说，佛教虽然是从印度来的，但与中国文化结合，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成分了。有关“侠”的研究，有许多学者写了论文或专书，这里就不多说了。
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根据一般中国文学史的说法，正式的武侠小说，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杜光庭生于公元八五零年，死于九三三年，距离现在也有一千多年了。
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
武侠小说虽有那么长远的历史，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却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一样，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严禁的情况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稍见松动。
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一九八零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萍踪侠影录》（the adventure of wandering swordmen）；一九八四年广州《羊城晚报》（那是在中国一张销量很大的报纸）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seven swordmenfrom mt。tian）。
中国对武侠小说大开绿灯
到了八四年十一月，我的《萍踪侠影录》被改编成京剧在北京演出。武侠小说这个“禁区”的裂缝好像越来越大了。不过，一直到那个时候，武侠小说还是未曾取得合法的地位。
八四年底，中国第四届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应邀参加。大会分组讨论一些有关文艺的问题，“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也是讨论题目之一。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有骂《羊城晚报》不该登武侠小说的，有欢迎武侠小说回归本土的。
会议没有作出结论。不过从八五年开始，中国对武侠小说已是大开绿灯，金庸的作品以及其他港台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大陆通行无阻了。
把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
大陆近年兴起越来越旺的武侠热，不但有广大的读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从严禁到武侠热，这是很大的变化。大陆评论家大都认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港台武侠小说的冲击。
在谈到“港台冲击波”的时候，也大都提到了金庸、梁羽生以及另一位已经去世了的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的名字。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对接班人问题感到乐观
最后谈一谈我对武侠小说的展望。有些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倒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超过十一亿人口，有那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他们碰上的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千年难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因素加起来，虽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根据数学上或然率来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方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
（演说发表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作者：梁羽生
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的。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有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的，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杀政敌，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演成很多神奇的传说。这也是唐代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
中唐之后，暗杀之风非常兴盛，在“正史”上也可窥见一斑。例如《通鉴》一一五记载说：“（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甽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防备如此严密，想象中的刺客，当然是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唐代武侠小说中空空儿、精精儿就是这一类被军阀所雇用的职业刺客。
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唐代武侠小说中的“游侠”也就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百姓幻想的侠客，为百姓打抱不平的；一种是军阀所蓄养的“游侠”，为军阀作保镳或职业刺客的。后一种其实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看门的鹰犬，实在不能称为“游侠”。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是本来依附于军阀，而所做的事情，也有符合于当时百姓的愿望的，如《红线传》中的红线，以节度使婢女的身分，凭个人的能力，制止了两个藩镇的割据战争。
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有《红线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等（空空儿、精精儿则是附在《聂隐娘传》中）。《虬髯客传》与《红线传》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
《虬髯客传》写隋朝末年，杨素当权，书生李靖以布衣进谒，愿献治世奇策。杨素傲慢无礼，李靖直斥其非，侃侃而谈。杨素身边一个执红拂的婢女对他甚为注意，当晚李靖回到旅店，红拂便来私奔。二人途中遇虬髯客，意气相得。虬髯客本有争霸天下雄心，后来见了李世民，认为李才是“天下真主”，遂把所积的资产送给李靖，让他去辅佐李世民统一中国，自己则到海外称王。
红拂、李靖、虬髯客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性格鲜明。后世称他们为“风尘三侠”。但这“三侠”的“侠”的表现，却又各各不同。虬髯客豪迈绝伦，红拂是豪爽脱俗，李靖则在豪侠之中带了几分书生气。小说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分别（引文及评论见《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篇）。
红拂作为一个女奴，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认为杨素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而且毫无顾忌地走出相府（杨素官位司空，相当于宰相），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是《虬髯客传》进步的一面。
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甘拜下风，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让
